跨界與邊緣──專訪鄧津華老師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2018-12-27
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教授為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博士，現為麻省理工學院全球研究與語言學系系主任兼東亞文明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中國研究、中國移民史、亞裔美國人研究，及女性研究。著有《臺灣的想像地理》、Eurasian: 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Hong Kong, 1842-1943等書。
談起過往學思歷程，鄧津華老師從大學時代談起，自就讀哈佛時主修東亞研究開始，就已逐漸培養了學術興趣。當時適逢呂秀蓮到美國攻讀法律，因為尋找翻譯工作的幫手，而與鄧津華老師結識。透過呂秀蓮的介紹，認識到臺灣的女性主義社團，也因為主修科目需要撰寫論文，鄧老師當時決定到臺灣進行田野調查，於是研究了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晚晴協會等團體，並且以中國與臺灣婦女運動史做為研究題目，以此完成了大學本科的學業。大學畢業之後，鄧老師對於自身的中文程度頗不滿意，於是回到臺灣史丹佛中心修讀了一年精進中文能力，過程中一位老師知道她對臺灣有興趣，並且也有家人在臺灣，就推介了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當時鄧老師讀完過後，開始對書中清朝時期臺灣的現象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回到哈佛攻讀碩士學位時，就決定以此為題作為碩士論文。
《臺灣的想像地理》中，注重的不只是文字文本的分析，而將各式各樣的視覺圖繪，視為重要的再現文本納入研究視域，對於風俗圖、地誌圖的研究，也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有重要開拓。談到相關資料的蒐集，鄧老師指出當時杜正勝、潘英海等老師與中研院的學術界朋友們皆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及研究資料。
鄧津華老師的研究視域總是關懷邊緣。從女性、臺灣原住民到歐亞雙族裔人，對邊緣的關懷既是對中心的質疑，也可能和邊緣之間彼此對話。「邊緣」的意義當然並不固定，邊緣自身也可能形成中心，擠兌出更邊緣的群體，因而也是多重的。以北美學界而言，漢學或中國研究已經相對處於邊緣位置，而臺灣研究則處於更加邊陲的地位；若就臺灣而言，臺灣研究與中國研究卻處於重中之重。
訪談的最後，鄧老師也給出了對於年輕研究者的建議，鄧津華老師叮嚀，最大的建議就是應該到國外走走，不論是臺灣或是美國的年輕研究者，都應該設法離開既有的視域，到不同的地方、與不同的人進行對話與分享，拓展自己的見識。就臺灣研究而言，除了鼓勵年輕研究者繼續深化臺灣研究以外，也可以思考如何將臺灣放在全球性的脈絡中思考，例如從南洋研究、太平洋研究等思考框架出發進行研究，也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學思歷程：跨領域與多方對話的啟發
談起過往學思歷程，鄧津華老師從大學時代談起，自就讀哈佛時主修東亞研究開始，就已逐漸培養了學術興趣。當時適逢呂秀蓮到美國攻讀法律，因為尋找翻譯工作的幫手，而與鄧津華老師結識。透過呂秀蓮的介紹，認識到臺灣的女性主義社團，也因為主修科目需要撰寫論文，鄧老師當時決定到臺灣進行田野調查，於是研究了婦女新知基金會，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會，晚晴協會等團體，並且以中國與臺灣婦女運動史做為研究題目，以此完成了大學本科的學業。大學畢業之後，鄧老師對於自身的中文程度頗不滿意，於是回到臺灣史丹佛中心修讀了一年精進中文能力，過程中一位老師知道她對臺灣有興趣，並且也有家人在臺灣，就推介了郁永河的《裨海紀遊》。當時鄧老師讀完過後，開始對書中清朝時期臺灣的現象產生濃厚的興趣，後來回到哈佛攻讀碩士學位時，就決定以此為題作為碩士論文。
回想起研究所時期所受的學術訓練，鄧老師直呼「是非常跨領域的」，從歷史思維與文獻的考釋、文學文本的詮釋方法、人類學的理論方法，經濟學的原理到政治學的理論等等，在各式各樣的訓練之中，使學術能力逐漸成長，也發現自身的興趣偏向於文學與歷史，因而以此為目標繼續修讀博士班。當時考試要求通過三個科目，詩、白話小說，與一跨領域的範圍，後來選擇了亞裔相關的文學，並且在通過考試後，繼續就清代的遊記深化研究，也就慢慢形成了後來的博士論文。
博士班時期，論文的指導老師原本是蔡九迪教授，後來蔡老師到芝加哥大學教書後，改從韓南、宇文所安、濮培德等老師。這幾位指導老師們都對鄧老師影響深刻，經由他們的指導，她進一步深入認識了中國古代的文學傳統與歷史脈絡，蔡九迪老師對跨領域研究的強調，也深深影響了鄧老師往後的學術視野。除了師長的引導之外，鄧老師提到自己也受到很多臺灣留學生的啟發，當年在哈佛遇到的同學們如：張隆志、唐文慧、胡曉真，祝平次，黃銘崇，黃倩玉，等幾位後來的重要學者，都帶來了諸多珍貴的對話與靈感。從性別研究、清朝遊記再到歐亞混種研究，鄧津華老師的研究歷程，呈現其學術思維的跨度，而這正是從大學時期就讀東亞研究逐步奠定的基礎。
臺灣研究的變遷：北美與臺灣
從博士論文撰寫完成、改寫為專書出版，再到台大出版中心中譯本的出版，十多年就此過去。談起在這十多年之中的變化，臺灣研究的環境也有所不同。鄧老師回憶在當時，北美臺灣研究正在興起，適逢臺灣在政黨輪替後走在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研究領域中的學者們都頗為興奮。然而十多年過去，今天在北美的臺灣研究，似乎就不再如當年蓬勃興盛，而頗有减弱的現象，或許也因為中國大陸崛起的緣故，北美學界對於臺灣研究的關注逐漸減少。論及所處學術大環境的變動，鄧老師頗有感觸，然而話鋒轉向臺灣的學術界，則盛讚臺灣研究領域的自立與成功，從未有專門學門到今日第二代、第三代學者陸續成熟，可見臺灣研究的豐碩。
從博士論文撰寫完成、改寫為專書出版，再到台大出版中心中譯本的出版，十多年就此過去。談起在這十多年之中的變化，臺灣研究的環境也有所不同。鄧老師回憶在當時，北美臺灣研究正在興起，適逢臺灣在政黨輪替後走在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研究領域中的學者們都頗為興奮。然而十多年過去，今天在北美的臺灣研究，似乎就不再如當年蓬勃興盛，而頗有减弱的現象，或許也因為中國大陸崛起的緣故，北美學界對於臺灣研究的關注逐漸減少。論及所處學術大環境的變動，鄧老師頗有感觸，然而話鋒轉向臺灣的學術界，則盛讚臺灣研究領域的自立與成功，從未有專門學門到今日第二代、第三代學者陸續成熟，可見臺灣研究的豐碩。
就《臺灣的想像地理》一書而言，鄧老師提到早在中譯之前，就有許多的學者、讀者，在各式學術訪談、演講之中熱切地向她分享心得與建議，也就讓這本書的中譯出版更加具有意義。鄧津華老師強調臺灣的學者、讀者，不論是歷史材料的把握，或是對當代現況的理解，往往都提出比北美讀者更「內行」的建議，這些回饋都帶給她許多啟迪。
研究的方法與思路
《臺灣的想像地理》中，注重的不只是文字文本的分析，而將各式各樣的視覺圖繪，視為重要的再現文本納入研究視域，對於風俗圖、地誌圖的研究，也對相關議題的研究有重要開拓。談到相關資料的蒐集，鄧老師指出當時杜正勝、潘英海等老師與中研院的學術界朋友們皆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及研究資料。
圖與文的共同研究，在當時或許不算是非常常見的作法，但是從哈佛東亞研究所以降的跨領域訓練，使得鄧津華老師具備了對於圖像文本的敏銳度。當時的課程中，包含了藝術史的訓練，涉及從性別、種族、文化等角度觀察圖像的能力。時至今日，當代社會充滿了圖像，而鄧老師也就提醒在當下從事學術研究，也應當注重圖像的學術位置。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圖文研究是唯一進路。鄧老師提及另一部著作《Eurasian: 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Hong Kong, 1842–1943》中處理的歐亞雙族裔人問題，就以文字為主要的詮釋文本，而避免對圖像的重視與倚賴。相較於過往的研究往往太矚目於視覺上混血的形貌特徵，鄧老師反而更強調認同的情境性與族裔的不穩定性。因此，是否注重視覺圖像的研究，仍應視研究的議題而定。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圖文研究是唯一進路。鄧老師提及另一部著作《Eurasian: 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Hong Kong, 1842–1943》中處理的歐亞雙族裔人問題，就以文字為主要的詮釋文本，而避免對圖像的重視與倚賴。相較於過往的研究往往太矚目於視覺上混血的形貌特徵，鄧老師反而更強調認同的情境性與族裔的不穩定性。因此，是否注重視覺圖像的研究，仍應視研究的議題而定。
《臺灣的想像地理》的跋語也同樣使人關切。若說台灣的「後殖民」有其不可能性，是否與史書美所論間有所齟齬相左？鄧老師強調自己非常同意史書美老師的看法，兩人的差異主要在於研究範圍的不同，有清朝及現代文學之別，歷史階段的不相同，談論的殖民或後殖民問題，也就和現代台灣的議題有所落差。此外，相較於史老師所受的比較文學訓練，鄧津華老師自陳所受的漢學訓練，或許在方法上更為傳統一些，也可能讓彼此有一些不同之處。
邊緣與邊緣的交織
鄧津華老師的研究視域總是關懷邊緣。從女性、臺灣原住民到歐亞雙族裔人，對邊緣的關懷既是對中心的質疑，也可能和邊緣之間彼此對話。「邊緣」的意義當然並不固定，邊緣自身也可能形成中心，擠兌出更邊緣的群體，因而也是多重的。以北美學界而言，漢學或中國研究已經相對處於邊緣位置，而臺灣研究則處於更加邊陲的地位；若就臺灣而言，臺灣研究與中國研究卻處於重中之重。
近年來，在臺灣對於新住民與通婚議題的關注，也已經逐漸成熟，在文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學門與民間運動得到關注。歐亞雙族裔人的研究，除了對話於既有的北美學界、中國研究，或許也可與在臺灣相對處於邊陲的新住民議題互相參照對話。
提及性別、種族、階級的研究，鄧津華老師主要採取交織性的理論框架進行觀察。這些議題彼此交織，且既涉及社會規範的運作，也涉及個人從中如何進行回應或抗爭的策略。提及性別研究，鄧老師談到自己過去就寫過水滸傳中的男性化的性別建構現象，誠然不只是女性，男性也與種族，階級交織性等議題息息相關。如何結合種族、階級、性別等角度，進行彼此互涉的觀察，是鄧老師主要的學術關懷之一。
展望未來、反思當下
談到未來的研究計畫，鄧老師聊到自己接下來的研究項目之一，為中國早期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生的歷史境遇，將從諸多個案式的討論中，觀察在排華法案、種族歧視盛行的歷史情境中，知識份子如何回應關於種族的諸多議題。關注於留學生而非移民，其一是華商研究早已有許多豐碩的成果，其次則是留學生相較於華工屬於菁英階層，短期來訪求學的知識階層如何接觸、回應、克服美國社會對華工的禁令及對華人的歧視，是鄧津華老師深感興趣的議題。這系列的研究將在互相關聯的留學生、華工、華商三者之中，選擇留學生進行研究，觀察菁英階層的挫折、抵抗與反思，也涉及留學生與華工的互動，例如清末民初麻省理工與哈佛的留學生在波士頓中國城辦學，為華工開設夜間課程，即是其中一個面向。
回到當代情境，當時的排華政策，從華工到留學生皆曾受到影響。時至今日，當今美國未嘗沒有排華的現象。例如，中國留學生赴美求學，特別是對高科技知識的學習，就受到重重限制。鄧老師認為自己的研究，不論是就歐亞雙族裔人或是留學生，都並未直接觸及當代議題的討論，但歷史的爬梳與思索，往往提供反思當代的可能性，可能得以檢視當下的做法是否適切。如此看來，歷史的研究，未必不能視為對當今政局間接、委婉的諷刺。
鄧津華老師自身的研究立場，一直試圖與西方學界的民族優越感進行對話，但鄧老師坦言對話的進行往往並不容易。對西方學界而言，邊陲的議題往往缺乏吸引力，未必想跟臺灣研究對話。雖然如此，研究者也只能繼續堅持下去、不斷嘗試對話的可能，而不該輕言放棄。
談到未來的研究計畫，鄧老師聊到自己接下來的研究項目之一，為中國早期麻省理工學院留學生的歷史境遇，將從諸多個案式的討論中，觀察在排華法案、種族歧視盛行的歷史情境中，知識份子如何回應關於種族的諸多議題。關注於留學生而非移民，其一是華商研究早已有許多豐碩的成果，其次則是留學生相較於華工屬於菁英階層，短期來訪求學的知識階層如何接觸、回應、克服美國社會對華工的禁令及對華人的歧視，是鄧津華老師深感興趣的議題。這系列的研究將在互相關聯的留學生、華工、華商三者之中，選擇留學生進行研究，觀察菁英階層的挫折、抵抗與反思，也涉及留學生與華工的互動，例如清末民初麻省理工與哈佛的留學生在波士頓中國城辦學，為華工開設夜間課程，即是其中一個面向。
回到當代情境，當時的排華政策，從華工到留學生皆曾受到影響。時至今日，當今美國未嘗沒有排華的現象。例如，中國留學生赴美求學，特別是對高科技知識的學習，就受到重重限制。鄧老師認為自己的研究，不論是就歐亞雙族裔人或是留學生，都並未直接觸及當代議題的討論，但歷史的爬梳與思索，往往提供反思當代的可能性，可能得以檢視當下的做法是否適切。如此看來，歷史的研究，未必不能視為對當今政局間接、委婉的諷刺。
鄧津華老師自身的研究立場，一直試圖與西方學界的民族優越感進行對話，但鄧老師坦言對話的進行往往並不容易。對西方學界而言，邊陲的議題往往缺乏吸引力，未必想跟臺灣研究對話。雖然如此，研究者也只能繼續堅持下去、不斷嘗試對話的可能，而不該輕言放棄。
給年輕研究者的建議
訪談的最後，鄧老師也給出了對於年輕研究者的建議，鄧津華老師叮嚀，最大的建議就是應該到國外走走，不論是臺灣或是美國的年輕研究者，都應該設法離開既有的視域，到不同的地方、與不同的人進行對話與分享，拓展自己的見識。就臺灣研究而言，除了鼓勵年輕研究者繼續深化臺灣研究以外，也可以思考如何將臺灣放在全球性的脈絡中思考，例如從南洋研究、太平洋研究等思考框架出發進行研究，也是值得嘗試的方向。
採訪撰稿：吳佳鴻（台大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