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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研究計畫
102年度文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計畫簡介
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於102年度執行文學院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計畫名稱為「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以本中心主任梅家玲教授(臺灣文學研究所)為計畫總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則有廖咸浩教授(外國語文學系)、呂紹理教授(歷史學系)、李鴻瓊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廖朝陽教授(外國語文學系)、劉亮雅教授(外國語文學系)、蕭立君副教授(外國語文學系)、陳東升教授(社會學系)。茲簡介計畫內容如下:
計畫緣起
臺灣有沒有自己的理論、自己的知識學?臺灣要如何建構自己的理論、自己的知識系譜?臺灣的理論知識,又是經由什麼樣的知識生產進程而產生?正是基於對臺灣本土知識理論的關懷,一群來自不同領域的學界朋友,曾在今年初共同發起組織「知識/臺灣」學群工作坊,以期經由彼此的對話、激盪,尋找「臺灣理論」的可能性。而本計畫團隊即以本中心「知識/臺灣學群」工作坊的文學院教師與校內其他長期從事臺灣人文研究的學者為基本成員,以跨領域研究合作的方式,多面向去思考「臺灣知識學」的相關論題,以期匯聚海內外的學術能量,為臺灣研究開拓新面向。
理論是知識的一種形式。我們追問有關理論的問題,也就是追問有關知識的問題,在最基本的層次上,引領我們回到知識學在臺灣的核心問題:我們怎麼知道臺灣。因此,此一計畫,目的即在於透過跨地域、跨時代、跨學科的反覆論辯,以發掘「理論」與「臺灣」兩者間諸多可能的關係,作為切入臺灣知識學的一個方法,從而建立以臺灣為本的知識系譜。
在執行方式上,我們將以臺大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作為計畫溝通整合的平臺,藉由發行電子報、舉辦演講、工作坊、讀書會、國際學術會議、出版研究專書等方式,彼此激盪,並帶領研究生與海內外學界對話。我們相信,在有心而且持續的耕耘之下,所獲致的,將不只是本校「邁向頂尖」過程中的一個研究團隊的實質成果,更將是臺灣學界群體彼此論辯、相與研討後,共同的知識結晶,它將對此後的相關研究,提供深具批判性與開創性的貢獻。
計畫目標與特色
計畫目標與特色
本計畫以「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為主題,以知識生產及其相關議題為主要探討對象,發掘「理論」、「知識」與臺灣的可能關係:臺灣如何成為方法?何謂臺灣/本土理論?臺灣的島嶼定位會否產生全新的理論系統?臺灣需要怎樣的殖民/後殖民理論?因此本計畫將從諸多涵蓋本質討論與個案研究的路徑,重新切入、建構臺灣知識學。一方面反思既存的臺灣研究學術成果,另一方面,更開創與國際學術社群的多重對話空間,擴大觀照臺灣、亞太、乃至與世界的交融互動。本計畫成員為一跨國、跨學科的研究團隊,企圖對「臺灣」的理論環境與歷史、文學、文化等多重語境進行思考,為臺灣人文研究引入更具批判性與開創性的研究視角。同時,我們也會藉由具延伸性的工作坊、專書出版,延續計畫成員對此主題的思考,啟動臺灣研究學界對知識/理論議題的深思,凸顯「臺灣」在國際學術社群中的樞紐位置。
計畫背景、架構與重要性
「知識生產」為近年來學界關注的議題,亦即追問知識從何而來?因此學院體系如何建構、歷史語境如何再詮釋、國際/語際間的文化交流與轉譯、印刷/視覺媒體與國家/國民想像等等問題,都與「知識生產」、「文化傳播」等議題密切相關。本計畫「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固然延續此思潮繼續關懷,然而進一步要追問的卻是,「臺灣」的「知識」從何而來?我們如何透過「知識」理解「臺灣」?「知識」與「理論」並非同義詞,然而其所關涉牽連的面向,卻有諸多可相互溝通綰合之處:是本土在地的?還是外來西化的?不同知識理論系統碰撞時,其板塊如何位移、微調、震盪、反作用?知識與理論,為何,以及如何,產生效果?在追問這些問題的同時,臺灣作為一個經歷連續殖民的國家,其特殊歷史語境與地理位置,更值得我們反覆探究。亦即,知識歷經不同殖民時期,如何在宰制、融合、混語創建等條件下生產,唯有透過理解過往的歷史經驗,我們才可能思考(後)現代性/殖民性之下的多重詮釋。
臺灣如何成為「方法」?臺灣「經驗」如何成為臺灣「知識」?無論是東西方學界中的臺灣研究者,所思考的莫不是「臺灣」如何與「世界」對話的方式。在此探問過程之中,「尋找並形構臺灣的理論與知識」成為最關鍵的問題意識。臺灣歷經不同時期的移民、殖民、定居,作為不同文化、論述、權力交錯影響的場域,臺灣/人之主體不斷質變與重新建構,從荷西時期的商業開拓,將臺灣「吸納」入早期西方/全球化進程,到明鄭、清領時期的漢人移民、開拓下,與原住民傳統社會的對視、衝突與交流;從日治時期近代化殖民工程的啟動,到戰後國民政府遷臺後國際冷戰結構下與「西方」知識的流通與接合,凡此種種,都圍繞著主體之浮現與壓抑、原生/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知識系統間宰制、混語、融合、衝突的經驗。
因此,本計劃將藉由跨系所的合作,拓展論題的視野,整體計畫在概念上以形構臺灣為軸心,以知識/理論的探求為經緯,透過跨學科面向的剖析與整合,重新思考臺灣知識學與殖民性或後殖民性的糾纏互生,尋找一有利的詮釋視域與比較基礎,尋求在地/知識/史的可能性;以兼及區域性與世界性的觀點,發展具規模及潛力的臺灣研究。我們將重新思考「區域研究」的本質,跳脫西方理論與權力的單向輸入框架,重新評價臺灣知識的可能性與樞紐位置,形成跨國、跨學科的研究團隊,凸顯臺灣研究之動能。
子計畫列表如下:
本計畫雖經由不同之個別子計畫進行研究,但每一子計畫皆彼此對話,相互補充,具有高度整合性。綜括而言,各子計畫都分別從不同面向上,扣合以下兩大課題:
一、 連續殖民歷史語境下的文化翻譯、學科建制與知識生產
二、 在地與世界:跨國脈絡下的臺灣理論與知識境況
二、 在地與世界:跨國脈絡下的臺灣理論與知識境況
以下即就兩大主題分別簡介各子計畫,並說明此間彼此配合連結的思考結構:
主題一:連續殖民歷史語境下的文化翻譯、學科建制與知識生產
臺灣經由多個政權、程度不一的「連續殖民」過程,是理解臺灣經驗的關鍵,亦是臺灣與其他國家或區域之所以不同的主要原因。而知識、學科在政權移換之後,如何轉型、嫁接以配合新政權之意識型態及權力行使?常民知識分子又如何面對、肆應經驗與記憶之重組、錯位?我們必須理解,知識並非一中性的透明詞彙,語言、論述與知識都顯示了權力關係的運作,知識可自常民生活經驗的累積中生發與傳承,也來自於現代教育、學科體制對知識、學術、教育體系的配置運作。「知識」與臺灣殖民歷史發展交互結合,互為體用之下,我們將必須思考:「知識」從何而來?是誰建立知識?是誰,以及「如何」來運用、消費知識?
如呂紹理子計畫〈近代臺灣的農藥、農業與農學〉,便以「農藥」為主軸,深入探討殖民語境下「知識生產」的諸多問題。透過「農藥」日治時期引入、使用、流通的歷史,討論日本帝國如何生產新的自然環境的知識框架,進而形構並轉換了臺灣自然、環境的相關知識。「前農藥」時代如何轉換至「用農藥」時代?而「農藥」知識又是透過何種路徑、宣傳、推廣滲透入農村社會?此中碰撞、扭轉、建構之過程為何?農藥的生產,不僅涉及化學工業,也與昆蟲學、植物學、植病學、生化學等學科的崛起有密切關係,這類學科在農藥製造的過程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這些問題涉及了農藥/知識的生產、技術的引入與管制、知識的運用與消費、戰爭脈絡下農藥知識的轉用。
而梅家玲之子計畫〈學院教育與知識生產:從「中國文學」到「臺灣文學」〉,以「學院教育與知識生產」為聚焦主軸,意圖探討的是:在文學的教育、書寫與研究方面,「臺灣文學」如何在「中國文學」的覆蓋、籠括之下,逐漸浮出歷史地表,成為獨立學科;並且融入臺灣知識生產的脈絡之中,成為形構臺灣的重要質素。除卻顯而易見的政治因素不論,它所涉及的問題,至少包括了語文教育、書寫實踐、理論譯介、文學出版、學科建制與典範轉移等不同面向。其中所映射的議題,涵蓋了政權、時空轉移下的文化嫁接,或知識經過「語言轉換」後重新形構的諸多議題。奠基於梅家玲過往對學院體制、學科、知識生產的關注,其計畫將先以王文興作為具體個案,討論中西文學文學「聲音」之轉譯、碰撞以及語言實驗,如何在王文興的小說中作用,進一步從王文興學者/作家的身分推及到《現代文學》雜誌,討論當代臺灣文學與知識生產的課題,最終推展到「臺灣文學」學科建制背後典範轉移的論題。透過歷時性、以及由個案至比較研究的逐步推展,重新理解臺灣文學/史中「知識」與「學科」之生發、積累的過程。
此外,臺灣的「海洋」樞紐位置,是理解臺灣特殊語境的關鍵,廖咸浩以〈游牧與後中國動能:重讀海洋〉為計畫主題,同時反思中國與臺灣對「海洋性格」的論述、挪用與限制,反思「海洋性」與「西方性」之間的共謀、分裂與糾。破除過往對大陸/海洋二分的簡化思考,以「重讀海洋/重讀臺灣歷史」為途徑,細探臺灣歷史中的諸多細節,檢視臺灣文化性格中遊牧/反遊牧、身分認同、理論動能的多樣性,建構臺灣的另類「知識/理論系統」,尋找「後中國」的理論能量,以及滑溢、脫勾、流動、釋放的解構動能。
李鴻瓊子計畫名為〈臺灣理論的體與用〉,嘗試從當代歐陸思想家德勒茲(Gilles Deleuze)、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巴迪烏(Alain Badiou)等人的理論出發,探究一種建立在臺灣歷史或本體上的理論研究模式,本計畫以西方理論為主要研究方法,並以臺灣文化產物(文學、電影、繪畫)與社會案例(臺北圓環改建)為分析對象,一方面希望建立臺灣文化的全球相關性,亦即臺灣文化可以作為突破全球化困境的一個有效參考案例,另一方面則希望以臺灣歷史和社會本體為基礎,建立在臺灣進行理論研究的方向。並突出臺灣社會之移民社會中連續殖民的特殊性,地理位置、文化系統的多重交匯,討論臺灣收納、騰挪、聚合外來文化的特質,而企圖以臺灣移民社會的特質為基礎,反照在西方理論的研究上,開啟臺灣創造性思想的可能性。
以上子計畫雖分別透過不同歷史時期進行探討,但皆圍繞著「臺灣」之歷史語境中,對知識/語彙的挪用與生產,並著重連續殖民語境下,文化、政治、語言、疆域的多重流動性與內在質變。經由交錯比對、彼此勾連下,形成多重、有機且具歷史性的知識生產研究,從而凸顯出「臺灣」獨特的知識、理論脈絡。
主題二:在地與世界:跨國脈絡下的臺灣理論與知識境況
理論是否「只能」來自西方?是否有所謂的在地理論?臺灣只是理論的輸入國嗎?當學界推動跨領域、跨國際、跨學科之研究時,對臺灣「理論/知識」的境況進行思考,其實即是反思跨國語境下的知識流通圖譜。而理論、文化翻譯之間所引發出的議題,關聯到語彙使用、翻譯與接收、融涉與交混、學院體制、通俗與菁英、國家╱地域╱疆界等問題。理論是知識的工具?或可以當做理解臺灣的媒介?理論的引入、轉化、挪移、融混,其實都反映了臺灣脈絡之下特殊的文化環境。臺灣知識與西方理論的關係為何?臺灣脈絡下的知識操作過程為何?西方理論如何臺灣化/風格化?理論斷層啟動了什麼樣的動能?在此問題意識之下,廖朝陽、劉亮雅、陳東升、李鴻瓊開展了關於理論、知識境況的多重辯證。
廖朝陽以〈重寫理論幽靈〉為計畫名稱,以「幽靈」「理論」等概念討論身體、存有、精神之間游離、迴返的關係,本計畫希望檢討呈現在臺灣文化的某些知識操作,提出鬼魂以及理論未必只能脫離身體走向精神或虛構。透過對李昂的《看不見的鬼》的分析,討論其中關於「鬼魂」「生死」「精神」「身體」之間的多重關係,並指出其中特殊的歷史觀、存有觀。或透過對吳明益自然書寫的分析,指出其中科學知識、身體知覺中虛擬、流動的現象,本計畫將由這兩個例子出發,希望說明其特殊構想背後可能涉及某些臺灣文化特有的知識生產條件。一方面,國家理論長期保有對知識的獨佔地位,限制了理論幽靈的活動力。另一方面,對理論的需求只能在功利文化的縫隙中尋求可以具體感知的現實性。本計畫的最後部份將進行理論的整合,探討高度資訊化的全球資本體制中臺灣的特殊知識狀況的機會何在,限制何在。
劉亮雅之子計畫為〈臺灣理論與知識生產:以臺灣後殖民與酷兒論述為分析對象〉,以臺灣的「後殖民」理論與「酷兒論述」為分析對象,探討臺灣理論與知識生產。臺灣對西方理論的風格化應用能否形成自己的理論家族、理論系譜?如何與國際學術社群接軌?如果對西方理論的風格化應用就是臺灣化,那麼理論如何被轉譯、挪用、再生產?如何被接合到臺灣既有的論述 (也是某種理論)?在知識生產過程中有無誤用、濫用或不足之處?藉由討論兩種論述各自內部的論戰與發展以及兩者之間的交鋒,一方面探討在當時臺灣的脈絡下後殖民與酷兒理論援用的適切性,另方面討論臺灣所形成的後殖民與酷兒理論家族。
蕭立君子計畫〈等待本土理論?:理論斷層中的斷層思考〉,主要的關懷是臺灣「本土理論」的發展與挑戰,而這樣的本土理論的建構與發展,必然得先處理一些看似「後設問題」的「前置作業」:如何界定「本土理論」?何謂「從臺灣發展出來的本土理論」? 在回顧、爬梳戰後西方思潮及理論在臺灣之引介、翻譯、傳播、(再)生產的基礎上,本計畫亦試圖思索這一波波以改革為號召或職志的理論思潮以及其後繼影響,並思考臺灣本土文化之「斷層預設值」(de/fault)的問題。臺灣長期以來熱切擁抱、迅速吸納、轉譯外來文化的傾向其實是此特色之另一面,斷層的文化底蘊,也可啟發我們在吸納、效法西方理論時「錯開」之契機與可能性。
陳東升之計畫〈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理論發展的知識社會學考察〉從知識社會學之角度思考討論,臺灣的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從1960年代開始,為何並未累積發展出有系統的理論。而探討為何臺灣並未建立理論體系,亦即討論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在全球知識分工的權力位置、國家對於人社知識社群的介入與規訓、學術研究及教學機構的資源配置及知識意義的想像、知識社群的組成和特質、知識社群和公民社會的關聯性、研究者的研究慣性以及對外在世界之定位等因素對於臺灣理論發展的影響。社會科學不同學科的內部差異性,以及知識發展的結構條件中具有個別差異,因此必須透過不同學科之知識和理論建構歷史過程之比較分析,並且將與人文學領域的外國文學、中國文學及歷史學等領域共同比較研究,就學科發展之條件交互比較,並分析人文及社科兩個領域的異同性,釐清臺灣理論知識發展的歷程和限制,回答臺灣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為什麼沒有理論的問題。
以上子計畫皆牽涉到理論如何引入、重新組構,或者空缺、斷層的種種問題,試圖回應在在地/世界的結構關係與脈絡下,臺灣知識境況的實景,呈現出學科發展過程中對理論的需求、焦慮、糾纏、對抗,反之,學科條件其實也決定了理論、知識的生產過程。此一主題下,個別子計畫的探討較上一主題之文化翻譯、知識流通,更切入理論/知識的本質問題,或針對「理論」作為分析對象,然而此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性。
承前所言,本計畫在「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之共同主題與核心思考下,以跨國、跨界的文化視域整合子計畫,並以彼此連結互動的方式交互參照,以達預期成效。以下將權宜兼顧研究題材之時間序列及研究要旨,簡要說明各分項計畫之研究執行方式,並在不同層次上釐整彼此之間如何有機參照。
一、透過「連續殖民研究」的視角,由戰前連貫至當代,在歷史語境的耙梳中,重新探討臺灣脈絡下,知識、學科、經驗、理論的施受關係與建構過程,以及常民與官方/菁英、在地/原生與世界/域外、個人/與國家的多重關係。
以計畫研究主題涵蓋之時間範圍來看,廖咸浩之〈游牧與後中國動能:重讀海洋〉跨越時間最長,從明鄭時期的海禁/海盜文化談起,重新閱讀、思考臺灣的主題動能,一方面回應臺灣經歷移民/殖民的歷史脈絡,一方面透過對「游牧」概念所涉及的東西方文化概念,提出具有動能、辯證力的詮釋框架。其中的主體、認同問題,牽涉到個人、群體、國家之間的游動、壓抑與歸返,也包含常民與官方認知系統的對峙、大陸與海洋經驗/知識系統的差異、歷史詮釋與個人記憶的弛張等等,其中所牽涉的主體認同與多重動能,與李鴻瓊〈臺灣理論的體與用〉有十分密切的關係,李鴻瓊之子計畫看似討論理論之「想像與實踐」問題,實際上卻回應了複雜臺灣移民/殖民歷史中「主體文化」與「外來文化」彼此交流、滲透、擺盪的問題,而鑲嵌在具體的歷史脈絡中,以及其中在地/外來文化互相定義、施受的問題。
呂紹理對農藥、農學、農業的研究,雖以日治時期農藥引入所引發的問題為主要探討對象,但其中對傳統農業知識的探討,以及其與現代農學知識的碰撞與接合,則同樣是歷時性的探討,而戰前戰後農業政策的變化、西方環保概念的引入、傳統人地關係的轉換,也同樣呼應了不同層次知識經驗的施受與建構關係。呂紹理的農藥與農學相關研究,其實也牽涉了「學科史」的問題,學科史以及知識的歷時性研究,在本計劃中具有關鍵位置,自其中可以觀察到臺灣歷經殖民/現代化過程中,知識、學科的建構過程,以及戰後冷戰結構中的文化、權力位階。
梅家玲子計畫〈學院教育與知識生產:從「中國文學」到「臺灣文學」〉即是以學科史/知識史的角度,從文學作品/作家到刊物、媒體、學院建制,討論「臺灣文學」形構的過程,這其中不單純只是政治力量與認同轉型的作用,更包涵複雜的文化翻譯、方法學的挪用與轉化、創作/學術語彙與「聲音」的實驗、學院與「典範」的形塑,凡此種種,皆為理解「形構臺灣」過程中無可忽略的關節所在。歷史與政治是否是理論引入過程中拋之不去的鬼魅?或者理論是歷史揮之不去的後設陰影?廖朝陽的〈重探理論幽靈〉同樣不只是單純對「理論」的重新商榷,而來自於對臺灣複雜糾結的殖民情境思考,歷史政治的幢幢魅影,如何透過「幽靈」「鬼魂」同時作為個案與方法?連續殖民歷史遺留下來的時間無意識如何形成特殊的知識形態、經驗模式?以上諸多子計畫皆以歷史發展為框架與濾鏡,討論臺灣知識系譜如何形成,也都涉及了知識、學科、經驗、理論的施受關係與建構過程,以及常民與官方/菁英、在地/原生與世界/域外、個人/與國家的多重關係,彼此之間具有緊密的交織與內在連結。
二、透過個案研究與比較研究,從地域、族群、國境、文化形式不同層次的文化傳播、交融、互涉,釐清知識與理論之生產、啟動、活化、塑型的路徑,重新理解臺灣之多元主體,建構臺灣知識之系譜學。
從理論出發,如何討論「方法學」之「方法學」?關於理論與知識的後設討論,將會帶來什麼樣的對話空間與契機?本計畫希望在各子計畫之間,透過方法學的溝通、個案與比較研究的延伸與對話,在看似抽象的議題中,更展現具體的對話路徑,並建構某種多重、有機的「臺灣知識系譜學」。為了具體釐清知識理論生產的路徑,對於特殊個案的深入討論,以及跨地域、跨學科、跨時代的比較研究,是本計畫成員在方法上的具體共識。透過個案的深入探討,我們將理解關於臺灣的知識如何被活化、生產,而透過臺灣的比較研究,將會給予我們別於以往的視野。例如梅家玲第的計畫將以王文興作為個案,討論聲音/文學及其創作實踐中,尚未被彰顯出的內緣、外緣交互流通的諸多問題,而此個案並非孤立,而透過對批評、寫作、傳播的現象討論,引發出文學媒體、文化傳譯與「臺灣文學」學科化的種種問題,而劉亮雅也從個案出發,採取批判式和脈絡式的閱讀,重讀臺灣學界對後殖民理論的挪用與爭論,重讀論戰當時政治、文化、文學的脈絡,並更細密地研究每篇文章的理論挪用和關注的議題,以建立、思考臺灣版本的「理論家族」,而這些以《中外文學》等學術刊物為中心的討論,也呼應了梅家玲對「臺灣文學」學科的討論,劉亮雅所討論的個案更包括計畫成員廖朝陽、廖咸浩等人對「後殖民理論」的挪用與詮釋,因而本計劃中存有多層次的論辯關係。
李鴻瓊〈臺灣理論的體與用〉中將以吳明益之《虎爺》為個案之一,討論小說臺灣庶民文化與生活面對宰制關係的回應模式,並且回到生命轉化的運作上,嘗試建立較為複雜的存在樣態,廖朝陽之〈重探理論幽靈〉亦將討論吳明益《蝶道》之自然書寫中知識、知覺、環境等層次,一方對共同作家進行討論將有彼此補充的可能,而在概念上,也都以更具思辯性的角度切入知識/理論與身體/主體的探索。此外,李鴻瓊與廖咸浩都將以電影《賽德克巴萊》作為計畫中個案的一環來討論,李鴻瓊認為《賽德克巴萊》中差異共存的彩虹是片中的重要象徵,而其成功的原因可能正在於,表達了臺灣特有的文化與社會本體狀況,而廖咸浩將從駱以軍的《西夏旅館》、電影《賽德克。巴萊》、甘耀明的《殺鬼》,等2000年後的電影與文學作品,從海洋文化傳統的角度,探討其中的漢番(胡)及人鬼關係,以一窺當代海洋文化最新的面貌,並藉以提出海洋文化的最新圖解,並可與李鴻瓊之計畫一同比對,形構出另一種臺灣主體性的詮釋角度;而廖咸浩討論甘耀明的《殺鬼》,也同樣可連結到廖朝陽以李昂《看不見的鬼》談論主體、幽靈、現實、歷史之間虛實糾纏的課題。而蕭立君子計畫將討論臺灣理論/斷層中的空缺動能,此與廖朝陽討論臺灣理論幽靈或者大理論的特殊性、李鴻瓊的理論的體/用、廖咸浩的游牧動能更可彼此勾連比較,而蕭立君重新探索臺灣理論/主體,究竟是面臨匱缺的焦慮,或是多重主體、空白主體所帶來的另類動能?從這些範圍或大或小的個案研究與比較聯繫中,可看出計畫成員在重建臺灣知識系譜學上的共識,也呈現出對類似主題的差異看法,從地域╱族群/國境/文化形式不同層次的文化傳播、交融、互涉,釐清知識/理論生產、啟動、活化、塑型之路徑,重新理解臺灣之多元主體,建構臺灣知識之系譜學,在異與同之間尋求更具動力、更具生產力的臺灣知識學。
三、在跨國語境下,探索知識形塑過程中,理論需求與學科條件之間如何交纏對抗;學科、地域、語際的不同介面的接觸,如何影響、決定臺灣知識生產的面貌。
若理論是某種知識的表現,那麼如何重探臺灣/理論的圖譜?是理論的「臺灣化」,或是臺灣的「理論化」?東亞/西方的近現代學科發展與傳統知識的扞格與承繼線索為何?我們探問的是臺灣/學科的需求為何?如果有了「理論」,那麼學科就一定發展嗎?失去理論是否不成為學科?地理空間、國家疆域、語言邊際的接觸與碰撞,會對學科與知識產生何種關鍵性的影響?事實上本計畫所有子題都與此論題相關,陳東升從社會科學領域切入臺灣學社會科學界對理論的需求與借用,討論為何臺灣社會科學「無法」發展自成體系的理論?而更會與人文領域交互比對研究,此一跨學科的比對為本計畫最為重要的一環。呂紹理的「農藥研究」更是從人文學科的視角討論「農學/自然學科」知識的相關發展,傳統社會的農業經驗與民間知識,是人文的?還是科學的?在近代化知識系統的引入之後,傳統農業知識是被吸納或是排擠出知識領域之外?梅家玲「從『中國文學』到『臺灣文學』」的相關討論,在學科發展、理論需求等問題上,都與陳東升、呂紹理有密切相關之處。臺灣社會科學、外文學界其實也同樣分享了類似的理論「挪用」過程,因此無論是李鴻瓊談臺灣理論的體/用、蕭立君談臺灣理論「斷層」,或是劉亮雅對「後殖民理論」以及「理論家族」的討論、廖朝陽「理論幽靈」背後的臺灣主體/知識虛(化)/實(踐)的過程,在彼此交錯比對之後,將會呈現更為立體的在地/理論地景。而梅家玲在計畫後半也將透過外文學界、中文學界、比較文學界之間理論的分享或衝突,來討論「臺灣/文學/史」的建構過程,其中也同樣牽涉到西方文學語彙的實踐與翻譯,中西方文獻的再解讀與典範化。透過地理疆界、跨語際翻譯、混語中的接合、板塊位移、學科的理論翻譯與需求,更加理解不同介面碰觸下的知識生產,將顯示形構臺灣過程中「多重跨域」的特質,畫繪臺灣的知識/理論脈絡。
從以上三個方向,可以看出各計畫之間密切關連的網絡,簡言之,是在「歷時性」的「連續殖民研究」、「方法學/問題意識」上的共識、以及「空間性」的跨域研究上,皆具有彼此分享、交流、補充、對話的基礎。本計畫共包含八項子計畫,可歸納為二大主題,但透過以上之描述與勾畫,當可瞭解本計畫「形構臺灣:知識生產及其脈絡」之下,各子計畫與各分項計畫間皆有高度的對話性與關聯性,並且具有彼此補充、深化、結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