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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3月11日「知識／臺灣」學群工作坊會議紀錄暨發言稿

時間：2012/03/11頁面裝飾
地點：臺灣大學社會系401會議室
出席人員：（按發言順序）梅家玲、廖朝陽、邱彥彬、蘇碩斌、陳昭如、李文卿、黃英哲、沈冬、廖咸浩、陳東升、蕭立君、李鴻瓊、李育霖、湯志傑、史書美、王梅霞、傅大為、陳張培倫、汪宏倫、洪淑苓
 
梅家玲（臺灣大學中文系、臺文所）：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聚會，也是初步的交流，先請大家簡單地自我介紹，再請書美、東升、朝陽作個簡單的引言，之後就以在座的朋友們所提供的發言稿為主，進行討論；未提發言稿的朋友們，也歡迎提供自己的想法。我先自我介紹。我是臺灣大學中文系和臺文所合聘的老師，最早是做古典文學研究，近十幾年才轉向現當代文學研究，特別是臺灣文學與文化的議題。臺大臺文所成立之後，我便在臺文所開授課程，前三年也擔任過臺文所的行政職務，今年剛卸任。之後因為臺大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的成立，我負責主持研究中心的工作，因此才有機會邀請各位朋友參加我們的「知識／臺灣」學群工作坊。希望今天能夠聽到大家寶貴的意見。那就先請大家簡單自我介紹。

廖朝陽（臺灣大學外文系）：我是臺灣大學外文系的教授廖朝陽。感謝史書美、陳東升、梅家玲幾位老師對工作坊的發起與規劃。先前史老師來臺灣時，我們就有過相關議題的討論。在外文學門，我們先前就有以研討理論為主的團隊，希望能透過彼此的交流產生新的想法，對臺灣理論的現況自然也有所關注。我們這個團隊也希望能夠加入這個工作坊，與其他朋友們激盪出更多新的想法。我雖然是外文系的教授，但我的博士論文是東亞研究，後來才轉向西方理論的研究。理論不只是一個輸入或應用的問題，我個人是把「理論」當成一個跨越各種領域界線（如國界、地方）的底層的、基礎的論述層次。我比較有興趣的是歐陸的理論與國家架構下的理論有關的議題，目前所發表的大多都是跟臺灣或東亞文學、電影、藝術的論文為主。教學上，也是以理論課程為主。針對這次的討論，我先簡單說明我的想法：我們這個工作坊的成員，分別來自不同的學科領域，「知識」是一個很大的框架，而「理論」是我們彼此的研究之間能夠形成連結或溝通的一種方式。理論的發展，到80年代之後，「文學理論」和「理論」之間就有了差別，二者是不一樣的，這在人文學科方面比較明顯。按史老師的想法，「理論」是可以被單獨提出來討論的，無論這理論是含有正面或負面的力量，都是有待討論的。如果我們不把理論單獨提出來，很可能無法形成理論的理論，有些問題要討論起來會比較困難，所以，嘗試獨立地來討論理論，應該有其必要性。不過對於此，我目前還沒有比較具體的想法或議題，先暫時分享到這裡，謝謝。
 
邱彥彬（政治大學英文系）：謝謝史老師的邀請。我是政大英文系的邱彥彬。我長期以來做的都是西方的理論，若以竹內好對魯迅的解釋，我在流暢地、嫻熟地利用西方理論操作各種文本的時候，看似是某種知識的主人，事實上是自以為主人的主人，換言之，就是奴才。所以我必須要做思想的清洗，回到竹內好所說的，必須自覺到自己是一個奴才的奴才的角色，才能對這種長期以西方、歐陸作為思想參照的僵化思維模式，作出方法上的轉換與改變，希望能從以西方為方法的角度，轉到以亞洲甚至是臺灣為方法的新的思想模式。先簡單說到這裡，謝謝。
 
蘇碩斌（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各位老師好，我是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的蘇碩斌。我是社會學背景，對於法國左派理論較為熟稔，但實際研究多是著眼於臺灣日治時代的文化社會史。我一直覺得，我在理論與實際操作之間是有縫隙是必須要做連結的，因此我也希望能夠從我對臺灣社會的研究中建構出一套社會理論，謝謝。
 
陳昭如（臺灣大學法律系）：大家好，我是臺大法律系的陳昭如。我對跨學科的研究一直很有興趣，也一直在法學與性別研究之間的交錯地帶耕耘。當初接到這個學群工作坊的邀請函時，我很高興，因為它呼應了我在研究過程中一直有的疑問和希望能回答的問題。「法學的西方性」是絕大多數人認為需要被檢討的前提，在性別研究的領域中已有比較多的反省。儘管如此，在我所置身的法學領域和學術圈中，仍然有人不去質疑這個前提，我因此深刻地認識到自己有必要在知識實踐的過程中去回應這個問題。我一直以來的研究都在嘗試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都還沒找到一個好的答案，所以今天也很高興能夠跟在座的朋友們交流、討論，謝謝。
 
李文卿（名古屋大學外國語文系兼任講師）：各位老師大家好，我是李文卿，2000年畢業於政大博士班，目前在名古屋大學外國語文系擔任兼任講師。我的博士論文是處理戰爭時期(1937-1949)的大東亞共榮圈中滿洲國、兩個淪陷區（北京、上海）、兩個殖民地（臺灣與朝鮮）等五個區塊的文學流動問題。很高興今天能來旁聽這次的討論。
 
黃英哲（愛知大學現代中國學部教授）：各位老師好，我是黃英哲，很高興今天能參加這個討論會。我長期專攻史學與文學，理論實在不是我的長處，我主要還是側重在實證研究方面，最為關注的是戰後（1945）臺灣的史學史與學術史的問題。這方面我先前已經整理了一些檔案，也發表了一些論文。說到底，我還是想徹底地理解、釐清49年以後國民政府如何移植、挪用戰前日本人的臺灣研究的問題。目前，我已經有了一些研究的成果，留待之後再發言，謝謝。
 
沈冬（臺灣大學音樂所教授）：各位老師大家好，我是沈冬，目前在臺灣大學音樂學研究所擔任教授。我畢業於臺大中文系，也去美國念了音樂學，所以後來就從臺大中文系轉到了音樂學研究所。我原先研究的領域是中國古代音樂史，尤其是隋唐時期，這幾年則轉向比較切身的近現代音樂研究。我最近正在研究流行歌曲。這個議題很有趣，譬如我正在關注的臺灣早期作曲家周藍萍，他是〈綠島小夜曲〉的作曲者，也幫〈梁祝〉電影做配樂，他還有許多音樂方面的成就。對他的種種解讀，有很多社會的影子在其中，是很值得我再去深究的。因此，我參加這個工作坊，無非是抱著學習的心情而來，謝謝各位。
 
廖咸浩（臺灣大學外文系）：感謝四位發起人的邀請，讓我們有這個「遲來」的機會討論這個問題。十年前，我就曾經在一些場合中提到，我們一直都是用西方的眼睛來看本土的問題，但其實只看到西方的問題，而不是本土的問題。就以同性戀的問題為例：同性戀權益團體對於本土社會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其描述是很西方的，但事實上，本土社會對待同性戀者的態度和西方是大不相同的，若有相同之處，也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中國明朝時期，人們對於男性的同性性關係是非常開放的，後來開始嚴禁同性戀，是因為西方論述進來(民國以後)之後產生的影響。所以，如果我們只把臺灣社會當成西方社會來處理同性戀的問題，不回到local wisdom的脈絡底下，就根本無法抓到問題的重點，也無法解決問題。不過那時大家好像還不太重視我這樣的想法。我在1995時寫過一篇文章嘲笑「後臺灣文學」，文中特別針對兩個現象：一是對右翼的國族論述建構的批判，二是對輕浮的後現代論述的批判。當時我認為臺灣應該從臺灣文學的觀點中解放出來，這樣才能看到更多的可能性以及內部不同的差異。後來又寫了一篇文章，認為臺灣的長處正是在於它的「不確定性」而不是「確定性」。2010時，我在澳門發表了一篇論文，把書美的sinophone literature的觀念做了一些調整，提出了「後中國文學」的觀念，這對在場的中國大陸和港澳學者產生很大的衝擊。談sinophone，一定程度上是談南方移民的海外文學，透過對南方和中原、中國的關係，我們對sinophone會產生更新的了解，包括南方跟中國的連結和不連結。我是從殖民的關係來看這問題，一方面是反省我們內部殖民的問題，一方面我們跟中國共通的地方是被殖民，藉由這個方式來從理論上說服中國的知識分子，傳達多元華人世界或文學的重要性。此外，在1999年，我也寫過一篇文章談臺灣的後殖民問題，文中我提到臺灣在運用後殖民理論時，並沒有意識、反省到臺灣漢人對原住民的殖民並沒有結束。我們理所當然地談自己被殖民的問題，而忘記了更深層的原住民的被殖民問題。我也在另一篇文章中談到了原住民的新文化論述問題，指出原住民所面對的是官方跟民間的雙重殖民的處境，且此雙重殖民是不同步的，這個不同步的現象給了原住民一些喘息和緩衝的空間，等到後來這兩個殖民結合在一起就不一樣了。回頭去看，清代對臺灣原住民的殖民是反殖民的殖民，清政府劃立漢番界線，官方禁止漢人繼續墾殖，但是民間對原住民土地的墾殖是繼續前進的，這是臺灣很特別的地方。或許我們也可以再想想中華帝國殖民的特殊性，但在做理論化的工作之前，必須先弄清楚本土的情況。最後，我簡單作個小結論：從《賽德克．巴萊》這部電影來說，臺灣到底怎麼面對殖民問題？包括臺灣面對的外部殖民和內部對原住民的殖民，但是這部電影對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談。《賽德克．巴萊》完全沒有把殖民體制作為一個問題來談，而是把殖民當成個人問題來談，它對殖民的體制化的迫害是很輕描淡寫的。我們會發現，很多人已經不知道如何處理殖民這個問題，就像《1985》這部電影，它對殖民體制的檢討似乎完全不存在。所以我們很難理解這些電影要表達什麼問題。這些是書美的發言稿中可以再延伸出來的更為深沉的問題。謝謝各位。



陳東升（臺灣大學社會系教授）：大家好，我是臺大社會系陳東升。在社會學的領域，其實我們是不太看同行的文章的，寫論文時引用的文章，百分之八、九十是國外的文獻，這是一種很奇怪但常見的現象。先前和書美的幾次聊天，讓我意識到，我們長時間生活在臺灣，會有一些「慣性」，也就是說，我們只熟悉自己的領域、研究目乃至於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願意去改變。大家願意出席這次活動，就是改變的開始。有這樣的活動出現，我想對臺灣的人文社會學科會有一些貢獻。我們也不用急著想要推出什麼偉大的理論，但持續保持對話、交流，就會有一些進展。簡單說到這裡，謝謝。
 
蕭立君（臺灣大學大外文系）：我是臺大外文系蕭立君。我研究的領域和興趣一直都是後殖民研究，包括精神分析、批評理論、歐陸哲學等。在外文系，基本上我們對理論一直都有某種程度的反省，且關於Native theory的問題，在西方的前殖民地的知識分子中，早就有人提過。那藉今天這個機會，我也想去思考這個問題。我的後殖民研究，主要是著重在加勒比海地區的殖民文學與文化，但我對臺灣的文學與文化一直以來還是相當關注的，希望有機會能朝這方面發展，只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表過跟臺灣有關的研究成果。在發言稿中，我比較想談的是理論化的問題，它是一個思考的起點。我認為理論可能可以當成一種思考方式或風格，在這一思考方式或風格的模擬類比之下，它在與本土的接觸過程中，會產生不同的思考或理論內容。具體來說，我目前正在進行的計畫是以回顧長期以來西方思潮及理論在臺灣之引介、翻譯、傳播、再生產為基礎，探討某種「進步傳統」（或曰「改革的香火」）和類比思維(analogical logic)的角色和重要性，以及它們如何形塑了臺灣本土理論知識的系譜。〈宣言草案〉中所謂的「臺灣有無理論」的問題，刺激了我去思考「何謂理論？」。另外一個想法是：假設臺灣的文化有一個斷層的預設值，這個斷層指的是，我們看待臺灣內部跟臺灣看待世界的角度有很大的差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根本的問題，也是我們在提出臺灣理論的時候，必須納入考量的一點。也許一個解決的辦法是改革臺灣的世界觀吧。更具體地說，就是我們如何看待歐美以外的世界，以我們自己的被殖民經驗對其他前殖民地區的人們有同情的理解。這也是我想提出的重點之一，謝謝。
 
李鴻瓊（臺灣大學外文系）：大家好，我是臺大外文系李鴻瓊。剛剛廖朝陽老師有提到，我們幾位國內外文領域的學者去年成立了「理論台灣研究群」，已舉辦過兩次「理論台灣論壇」，分別由廖朝陽老師與史書美老師擔任主講。我的研究領域以歐陸理論為主。歐陸理論在臺灣外文系曾引起狂熱，但大概在2000年前後開始出現對理論的排斥。狂熱之所由，我想是因為理論本身有一種跟自己的生命存在有關的東西，從潛意識裡滲出，因而產生我們對理論的狂熱。我學生時期的論文，都是關於比較文學和西方的文學理論，以西方的理論來解析臺灣的文學和文化現象。那時還是一種技術性的操作，把理論當成是知識工具，如何嫻熟應用這個知識工具，是學生時期的必經之路。後來當了老師後，就很少寫關於臺灣的文章。我自己面對的難題是，當知識走到一個地步之後，就會碰觸到知識和存在之間的關係。我沒有辦法再單純地把理論當成一種工具去理解臺灣，我到底要怎麼重新去談臺灣的問題？我做的理論研究到底跟臺灣的存在狀態有什麼關係？之前引起理論熱的原因是，外文學者們開始使用理論這種非常不一樣的高度思辨性語言來審視、分析臺灣的文化與社會。這種理論熱情顯示的是，我們似乎找到一種說自己的方式與語言，因此代表一種臺灣的文化或生命經驗尋找自身形狀的動力。這種動力在兩千年以後其實是潰散掉的，這在外文的領域非常明顯，不曉得在其它領域如何？現在的學生轉頭回去作傳統的英美文學研究，很少把西方理論和臺灣社會作結合。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動力或生命欲望的受挫表示的是什麼？是不是沒有找到屬於自身的形式？所以我們當初才會成立「理論台灣研究群」，嘗試釐清這些問題。理論之所以有很抽象的部分，是因為很多東西很難講，講不出來，沒有屬於我們自己的語言，所以我們只能用非常抽象的方式試圖「借屍還魂」。與在場的老師們比較起來，我沒有足夠的知識高度，我可能連向大家學習都搆不上，因為我比較像快被淹沒的狀態。因此，我試圖在理論裡面找到我自己的存活方式，尋找抽象的理論和自己的存在狀態的關聯，至少是對自己的某部分的一種解決方式。
 
李育霖（中興大學臺文所）：我是中興大學臺文所李育霖，大學時期受的是日語和日本文學的訓練，然後在美國則是接受比較文學的訓練，也接觸了一些歐陸哲學。回到臺灣之後，在外文系待了一陣子，之後就轉到臺灣文學的領域。我也一直在思考要如何面對臺灣文學與文化的問題。這幾年主要的研究是臺灣文學、電影、藝術方面的問題，先前也出版了一本書《翻譯閾境》，其中是從翻譯的角度出發，思考臺灣、臺灣文學、臺灣知識的形式和內容是如何被表達的。翻譯同時是一個閾境，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個跨越的空間。我思考的是臺灣在這個空間裡面的美學經驗、風格或主體的構成，基本的構圖是以臺灣作為一個方法。理論是一種知識形式，或者可說是一種感性經驗，不只是已經定形的「知識」而已。我認為臺灣其實有它很獨特、不同於西方的情感經驗的表達，這是我想嘗試去努力的方向。再補充一點：我在思考臺灣文學的過程中，我也去回顧了臺灣文學在不同時代式如何被思考的，如日治時期，日本文學的理論家島田謹二或其他人，他們怎麼去思考臺灣，在殖民的架構下，把臺灣放到東亞世界的人文版圖上？在後殖民、全球化的時代，臺灣又是如何被構圖的？這是我今天大概的想法。另外，邱貴芬老師由於生病的關係沒辦法出席會議，所以請我代為宣讀她的想法。她對〈宣言草案〉有兩點回應：一、「臺灣有沒有理論」的問題：理論的形成，通常在理論的起源地需要有發展時間較長久的哲學傳統與理論傳統，如歐洲、日本、中國。但是臺灣的文化傳統無法累積，因為政權改易太快，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如何去談理論，自己的理論又如何產生？二、理論通常必須要回應特定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脈絡，因為理論不是憑空出現的。史老師的Sinophone（華語語系文學）概念，就是為了回應global china的概念。回到臺灣的脈絡，如果沒有聚焦臺灣的某個文化現象作為共同問題，理論可能沒有辦法發生，因為「為了理論而理論」的理論是不成立的。邱老師的結論則說：「理論臺灣」若想發展，必須要有一個重大的文化議題，是大家共同感到焦慮且需要迫切回應的文化現象。但這樣的現象如果只是類似外來／本土的思考的另一個版本，基本上此開展的可能性並不大。大致說明如此，謝謝。
 
湯志傑（中研院社會所）：大家好，我是湯志傑，目前任職於中研院社會所。我大學時代接觸較多的是韋伯，研究所時期比較熟悉的是德國社會學家尼可拉斯˙魯曼的系統理論。博士論文是從長期社會結構變遷的觀點看從傳統中國到當代臺灣的演變，嘗試從歷史研究的角度去釐清臺灣的現況。我認為，若我們想要建構本土理論，從歷史的角度耙梳有其必要，如此理論的建構才有紮實而穩固的基礎。我跟前面幾位老師有類似的感覺。在我們大學時代，念理論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可是現在在社會學界，這種情況好像也式微了，這或許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如何實際著手建構本土理論，我現在的想法偏好從概念史與文明比較的立場來回應這問題。大致先發言到這裡，謝謝。
 
史書美（UCLA比較文學系、東亞文化系、亞美研究系合聘）：大家好，我是史書美。因為中國的關係，在美國做臺灣研究，一直是被邊緣化的。學術本來是中立的，但事實上根本沒辦法，這是一個很大的困擾。我在臺灣念外文系時，有一波年輕的老師從國外留學回來，我們就學一波新的理論，這樣一波一波的，但他們所傳播的理論是稍晚於西方學界，甚至是美國學界的複製，這當中有所謂的「遲到的現代性」，這是世界性的問題。其次，過去臺灣的外文系所接收的理論體系，基本上是以西方歐陸為主，拉美、非洲、加勒比海的理論，幾乎沒有人關注。但是這些年，在西方學界，對拉美、非洲、加勒比海的理論層次的思考越來越多。這些都是我想去思考的點。另外，我去年回來臺大教書，發現臺文所的同學們都有理論焦慮。其實大家都有不同的理論焦慮。……臺灣研究可算是一個晚起的研究，但是可以設法超越區域研究的模式。美國的區域研究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因為美國政府需要了解共產國家，所以CIA的前身O.S.S撥錢成立許多區域研究中心，培養許多人去學習第二世界的語言。這種區域研究的知識形成，其來源是非常「汙染」的來源，它的基本結構是：我給你錢，你提供我資訊，以便政府做政策、軍事上的考慮。在美國做區域研究的人，無法參與高層次的理論建構，因此經常被作理論研究和學科研究的人看不起而產生強烈的理論焦慮。那在臺灣做臺灣研究，是不是只能提供資訊？臺灣研究會不會也有這樣的焦慮？所以我們在開始做的時候，就可以先設想超越區域研究的模式。換句話說，臺灣做的臺灣研究，不只是提供資訊，而是可以直接在不同層次（如理論層次或知識層次）上有些建樹和對話。譬如：臺灣原住民的知識體系和世界性的原住民知識運動就可以串連起來。有關定居殖民主義的研究，也可以和臺灣的殖民研究相參照。臺灣人當然需要「去殖民」，原住民也需要「去殖民」。定居殖民主義永遠不會結束，因為定居殖民者是這個社會的多數。「去殖民」的對象很多，因此需要有一種新的、協商式的去殖民理論。這是我的發言稿中想要繼續去探究的問題。謝謝。
 
王梅霞（臺灣大學人類系）：大家好，我是臺大人類系王梅霞。我從事的是泰雅族、太魯閣族及賽德克族三族研究，主要探討這三個族群在不同時期的歷史脈絡之下，其文化核心觀念有何不同的內涵和實踐方式。我目前關心的議題是日本殖民治理、當代國族主義、尤其是當代資本主義，如何重新形塑臺灣的地方社會，以及當地社會文化的主體性為何。人類學對理論的態度是很弔詭的，因為人類學很強調local knowledge的重要性，但是人類學本身的理論又非常多，而且不斷在自我批判理論的限制性、及發展新的可能性。因為人類學最基本的關懷是：一方面我們很強調在地人的知識，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希望所謂的知識只是local knowledge，而是嘗試透過異文化的研究幫助我們去反省所謂「西方」的概念。就像族群這個議題，我之前寫了一篇關於族群的文章，文中要反省的是當代「族群」這個boundary很清楚的概念─是不是一個西方的概念？人類學研究就從當地人的人觀探討，對於許多社會而言「人」的存在與組成是具有流動性的，不同於西方「個人主義」的概念，進而，當地人有不同層次的人群的結合方式，「族群」也可以在不同情境之下有不同界定方式。面對當代情境，人類學研究不僅重新反省古典理論對於社會文化秩序、個人主體性、傳統與現代的轉化等議題的假設，更進一步探討文化客體化、個人意識的內化、真實與虛幻的結合等新的議題，尤其人類學更嘗試發展出新的概念來理解當代新自由主義社會，在這過程中也需要其他學科的參與和幫助。謝謝。
 
傅大為（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我是陽明大學人社科學院傅大為，目前在人社院的科技與社會研究所（STS）任教。我過去的專長主要是科學哲學，因為我早年念物理，後來轉到人文社會學科，專攻科學史和科學哲學（HPS），從哲學和歷史的角度研究自然科學理論。早年大家非常重視自然科學的理論，但80年代之後，大家轉而重視自然科學的操作而非理論本身。換言之，科學家在實驗室裡面到底在做什麼？用什麼儀器？比起以前只重視理論，現在相對來說新的研究內容比較豐富。這是我這一門領域（HPS & STS）的研究情況。當然，理論仍然是重要的，但是除了理論之外，我們也希望能多介紹一些個案研究，透過個案研究去了解它們發展的歷史。後來我有一陣子對臺灣的醫療史和醫療與性別的議題做了一些研究。另外我還有做中國古代科學史的研究。最近幾年，因為陳東升老師的推動關係，我也開始做「東亞的科技與社會」研究，特別注意到臺灣、日本、韓國、中國、東南亞等地區中，科技與社會的種種現象。很多現象或爭議都是跨社會的，不只是在臺灣而已，如核能問題就絕對是一個跨社會的議題。我們的「東亞科技與社會」，是否就是一種區域研究、冷戰下的產品呢？不過新一代的區域研究已經是「後─冷戰」時代的觀點了，其中有一些比較正面的觀點，研究的內容也相當精細。而一些普遍性的理論，一開始其實也都是區域研究，後來才逐漸推廣出去。因此區域研究其實有其自身的積極意義。另外，回應一下書美的〈宣言草案〉。這份宣言對我來說是有衝擊性的，且我認為重要的問題在於：一、我們是否可以反省我們為什需要理論？這牽涉到臺灣知識分子的歷史的問題。我覺得必須先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才能繼續往前走。二、我想從實作的角度來回應「臺灣沒有理論」的問題。剛剛邱貴芬老師的文字提到，臺灣因為政權改換太快所以文化傳統難以積累，理論也因此難以產生。我倒是不這麼認為一定需要長期的文化積累。我認為可以去想的是，臺灣學者現在到底在做什麼事情（practice是什麼）？如果我們希望有關於臺灣社會的理論出現，並且能為大家所看重的話，那麼它就一定有個基礎。這基礎未必要有一個文化傳統。從我的角度出發，我們先要看現在學者的practice是什麼？教育部、國科會要求我們做的是什麼事情？我們跟學生的關係是什麼？以學界目前的操作方式而言，理論產生的條件事實上是不存在的。這是我的一點感想，謝謝。
 
陳張培倫（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大家好，我是陳張培倫，目前在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任教，研究領域是政治哲學和倫理學。我這幾年的研究主題是在臺原住民族主義，以及原住民族權益訴求所涉及的政治哲學議題。我很願意從自己所屬族群的角度，來參與理論臺灣的討論，並重新釐清我先前關於原住民知識的研究。以臺灣為情境談臺灣的知識或理論時，有兩種去殖民的動作，一是對外和對內，另一個是臺灣漢人身為一個定居殖民者對臺灣原住民的去殖民。不只是臺灣，在其他有原住民的國家，不同學術社群對於原住民族知識的想像有很大的落差。剛剛廖咸浩老師已經先幫我鋪陳了一個架構，就是《賽德克．巴萊》的電影缺乏漢人殖民者的角色，也缺乏整個殖民體制的運作，對於人們去思考原住民的被殖民問題似乎沒有太大的反響。就我而言，要如何去理解民住民族的知識，我比較想從自己族群的發展之所需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想像當中的原住民知識是什麼？我們大概可以從三個角度來看這問題： 一、本體論的角度。若我們把原住民族知識當成實體，那這個實體組成的部件是什麼？二、認識論的角度。我們如何認識自然、人文社會？實證經驗？那部落民族是怎麼想的？他們對環境的認識不是從科學實證主義而來，而是有他們傳統的方式。但是，若我們太單純地用上述這兩種角度看問題，一不小心就會跑到本質主義或虛無主義。三、方法論的角度。部落有它既有的處理問題的方式，但是他們常常被迫穿上外在於他們傳統的知識外衣去運作他們的社會。原住民族知識的復證，應該被當作一種方法或行動，透過復證讓大家認識彼此之間的差異，然後回過頭來調整我們的社會結構。甚至也應該把復證的工作當成一種轉型正義。如此一來，應有助於原住民族找到自己的定位，也有助於整個大社會的知識社群比較恰當地看待或面對原住民族爭取知識主權的理解。簡單說到這裡，謝謝。
 
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大家好，我是汪宏倫，目前在中研院社會所任職。我先回應我的同事志傑剛剛說的，現在社會學好像比較少人在談理論。他的說法，我不完全同意。原因在於，做為一個事實，好像情況是如此，社會學領域中做純理論的人確實是比較少；而不完全同意的地方是，這現象並不代表社會學不重視理論的問題。以社會學學科的特性來說，它是要研究我們自己的社會，所以我們很難去談純理論的東西，至少在臺灣的社會學界，是比較想要對自己的社會多一些研究和理解，而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會碰到一些跟理論層次有關的問題，只是談的深淺程度不同。我的碩士論文是研究純理論，對象是韋伯和傅柯的比較，至於博士論文，則是去談關於臺灣的國族問題的民族主義。在做這個議題時，我發現現有很多關於民族主義的理論和說法都不太適用於臺灣，有一些沒有辦法搔到癢處的部分。於是，我開始進一步反思理論如何應運於本土社會的問題。後來，我也做了有關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的研究，希望從比較的觀點，除了多了解中國與日本之外，也更了解臺灣。在我接觸了這三個地區的民族主義之後，現在我也進而關注到東亞現代性的議題。我覺得現在很多關於現代性的討論，都無法真正碰觸到我們自己在地的核心問題。不久之前，我跟幾位朋友合編了一本書，書名是《帝國邊緣──臺灣現代性的考察》，這是對於現代性問題之反思的一個初步嘗試。至於對於這個工作坊的想法，這個工作坊的跨學科、跨領域的交流，我認為是很有意義的。而針對〈宣言草案〉的「臺灣沒有理論」這句話，我的想法是：不同學科對於理論的界定是很不一樣的，每個學科對於理論的需求情況不盡相同。所以，也許我們在回答「臺灣有沒有理論」的問題之前，應該要先去問究竟我們對於理論的想像、定義與界定是什麼？我就提出這個問題來討論，謝謝。
 
洪淑苓（臺灣大學臺文所）：各位老師好，我是臺大臺文所洪淑苓。我長期從事民間文學與民俗文化的研究（以漢人為主）。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民俗學在臺灣發展的歷程與民俗文化在當代社會存在現象的解讀。黃英哲老師的發言稿中所提的問題，跟我這幾年關注的焦點很接近。以民俗學來說，臺灣本來是以中國民俗作為傳承的架構，但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對臺灣民俗的研究也提供了很多養分，戰後因為中國遷臺學者的關係，所以在中國和日本的民俗學之間，臺灣的民俗學就有所割捨和繼承。這方面，我之前已有相關的研究。另外，關於民俗文化本身的發展和變化，我先前關注的是節慶文化的演變。以七夕為例，臺灣的七夕還是以中國傳統節日為繼承點所發展而來。但現今臺灣的七夕充滿了各式各樣的活動，既有繼承自傳統七夕牛郎織女神話的部分，也吸收了閩南地區把織女當成七娘媽的育兒神的信仰，也自己發展出了中國情人節的說法。而中國大陸因為文革的關係，禁止了民俗活動，直到80年代之後，才逐漸開始恢復傳統。這時候，臺灣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可以讓他們看見臺灣如何維持傳統，又有新的發展的可能。所以，我想如果「知識／臺灣」是以民俗做為一個介面的話，這會是我感興趣的面向。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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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碩斌：我的提問也是從史書美老師的〈「知識／臺灣」學群宣言草案〉裡面所提到的「我們的理論都是從西方輸入，那臺灣到底有沒有自己的理論」這樣一個問題出發。我對西方理論的閱讀一直都沒停過，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生活的形式都是西方的形式，很難不去承認「西方」在我們的生活中所佔據的分量。我們既然承認這個事實，就必須進入西方理論，並想辦法離開它，這是我的一個前提。就我的閱讀和研究領域而言，我所面對的最大的敵人就是「現代科學理性」的概念，我們今天所受到的壓迫和痛苦，與其說是殖民，不如說是理性的侵入，這也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一些法國、俄國、義大利等的著名理論家或學者，都嘗試著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證明理性的缺失，亦即理性並不是如此完美，它在很多地方已經露出了縫隙，而後現代就是這一縫隙的代表。這個縫隙無非是告訴我們：就算西方的理性崩潰了，世界還是好好地在運轉著。臺灣學界是否有這樣的智慧去思考這個問題呢？我也用這個角度來批判我自己過去的研究。因為我過去都把「帝國」想像得太神奇，其知識一旦建立起來，統治就完成了。我在《看得見與看不見的臺北》中做這樣的宣稱，自己也深深地感到不安，所以才會想要從另外一個角度自我批判。至於臺灣理論的問題，我們也看到臺灣如何迎合乃至於迂迴反抗西方，如此姿態，是臺灣尋求安身立命、長治久安之道。這種方式一旦建立起來，我們也就會面臨到西方理性或資本主義崩潰之後，我們要怎麼有智慧地活下去的問題，這是討論臺灣的理論問題之於我的意義所在。因此，我所謂的「臺灣理論」，不是只能用於解釋臺灣，而是立足、發現於臺灣，而又能適用於全人類的未來的可能性，以及我們在西方理性或資本主義崩潰之後還能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這是我對臺灣理論的期望，謝謝。
 
陳昭如：我近來的研究主要關注的是戰後臺灣，特別是解嚴以前的臺灣的發展。一個核心的議題是：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臺灣的傳統？臺灣的女性主義的法學理論的可能性，也許要建立在對西方理論的複雜化理解底下，因為在他們的理論傳統中也有不同的聲音。如此架構，能讓他們的弱勢者所建立起來的理論，跟我們的弱勢者在經由抵抗和反省之後所建立的理論彼此能有所理解。我是如此界定自己的研究。我認為透過這樣的研究可以去反省現今常見的二元對立的論述架構，亦即法律和社會／文化之間的落差，因為人們很容易把法律當成西方的，文化看作是本土的。這二者之間的確會有矛盾、衝突的地方，但事實上，西方也有文化性，臺灣也有法律，這是我的研究想要嘗試去釐清的問題。而我進一步要處理的是：從弱勢者的觀點出發，他們用怎麼樣的方式去理解這個社會？透過他們的觀點，我們又可以看到些什麼新的知識？試舉一我過去的研究為例：權力的迷思是一個常見的議題，但是權力對於弱勢者而言有無用處？還是它終究只是針對權貴者而來的概念或制度？在臺灣的脈絡底下來考察，若以財產繼承的權力一事來看，弱勢者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傳統。因為照臺灣社會的傳統觀念，女兒是沒有財產繼承權的，但許多行動實踐告訴我們，這些弱勢者會以「放棄權力」來「行使權力」，也就是放棄繼承權以爭取其它補償。從這當中就可以看到蘇碩斌老師所說的「縫隙」。也許人們會認為說這種繼承權終究還是為男性服務的，但是我們也看到弱勢者會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操弄這個權力或制度。這種弱勢者對權力的操弄模式，就可以跟美國脈絡底下的某些理論相接合。在這個意義上，若說有所謂的臺灣女性主義法學的可能性的話，我的想像是它不會是一個獨立的、從臺灣的經驗、材料中獨自成長出來的產物，而是跟其他國家的經驗互相呼應而共同發展出來的產物。我曾經跟日本、韓國的學者組織了東亞女性哲學聯盟，也就是想從三個不同的國家的女性經驗之間找尋發展東亞女性哲學的可能性。這種跨國的聯繫與「東亞性」的建構，在思想上很受啟發性，但也面臨了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彼此之間所處的經驗世界的脈絡，有共通性也有很大的差異性，操作起來其實是很困難的。我想，在我們思考「東亞性」之前，能夠先思考「臺灣性」，且這個「臺灣性」和「東亞性」並不是互斥的，也許這樣在操作上是比較可行的。這是我的一點想法，謝謝！
 
史書美：我想先請教蘇老師。我覺得你說的「理論和生存的境況如何接合」以及「資本主義崩潰之後的生存之道」是很有趣的議題。這也有點本體論的意味，牽涉到知識論和本體論之間的結合問題。日本在二十世紀早期有「脫亞入歐」的口號，藉由西方化的過程建立其帝國主義的理論根基，而你今天所講的，有點像是「脫歐（西）」但不知道要入哪裡？入臺灣？這很有意思。不知道你是否能就此發展出一套理論，譬如「後崩潰理論」？十五世紀的世界主義系統的形成基本上是資本主義系統的成立，從那時起所發展出來的西方思想對全世界影響很大，假如我們不從這個立場出發的話，我們看到了哪些東西？在英美學界，有反歐洲中心世界史的學者，他們認為連世界系統理論也是歐洲中心的，但事實上，早在六世紀就有以亞洲（東亞、中東）為中心的世界主義系統，這一現象有歷史證據的支撐。那「後資本主義」或「後崩潰理論」是否還有一個前身？或是有線索可尋？不曉得蘇老師在思考「後崩潰」這個問題時，有沒有具體的線索可去建立這個理論架構？
 
蘇碩斌：謝謝史老師的提問。我要說明的是，我思想的養份很多是來自於西方理論，尤其是西方本身高度發展後的後果的批判。如史老師所言，日本有「脫亞入歐」，那我們「脫西」之後要入哪裡？我的理解是，「脫亞入歐」其實是強者的哲學，日本當初也發生過大國論或小國論的爭論，最後是採取大國論的做法，靠向歐洲。若是採取小國論的做法，則會有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歷史發展。我們並不是要回到過去的歷史，而是說：所謂強者的哲學，其實完全支配了我們今天的生活。它基本上是十八世紀末的「民主」和「科學」的發展所造成的一種理性的思維。從尼采之後，就一直有人在批判這種理性的發展，現今我們應當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是我們必須去思考的。這個問題，在尼采的時代並未受到重視，可是現在我們已經是一個可以接觸到多元文化的時代，多元文化和理性的一元思想恰恰是相悖的，也就是說，理性的高度發展的結果並非造成理性支配全世界，而是在理性支配的全世界底下產生了很多的漏洞。我引用Gianni Vattimo的講法：本來大眾傳播是希望把理性推廣到全世界，造成一個透明的社會，但結果並非如此，不僅沒能促成公共領域的形成，反而形成一個各說各話的新世界。我們就是在這樣的局面下看到了原來理性的高度發展會造成理性崩潰的可能性。所以我講的社會理論並不是提出一個宗教或道德的訴求，而是對理性的批判。且後現代對理性的批判，正是從理性本身的高度發展而來的。因此，我認為，我們站在歷史的關鍵點，就必須尋找出可以用什麼樣的態度來迎合這個新世界，產生一個新的社會理論。以李春生為例，臺灣被日本接收的時候，他就說過「去者盡之以義，來者接之以道」的話，意思是說過去的就讓它過去，未來怎麼生活比較重要。有人說他是漢奸，其實並不盡然，他只是抱著想好好過生活的想法而已。歌仔戲的接受外來語（被譏為「胡撇仔戲」）也是如此，那是一種被壓迫之下的生存之道，如此迂迴的應付，才能保留歌仔戲的命脈。這是我從歷史中想要尋找出的未來社會應該要如何應對的一種方法。謝謝各位。
 
黃英哲：我想再介紹一下我的研究範疇。我本來是以史學研究為主，後來也進行了一些臺灣文學的研究。在日本求學期間，我先後轉了四個專攻，包括日本史、政治學、東洋史和中國文學，最後還是回到史學的本行。70年代我念大學時，「中國現代史」和「臺灣史」學門正漸漸形成。我這幾年特別關注1945-1947以及國民政府遷臺後的史學問題，尤其是這段時間的學術史和臺灣研究。臺灣研究的領域很廣，我的發言稿有提到，戰前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調查、研究活動的目的和屬性可分為六大類：1、文獻調查‧資料收集。2、物產‧軍事要地調查。3、舊慣‧習俗調查(包含民族調查)。4、市場‧經濟情形調查。5、經濟計畫立案調查。6、華僑‧華人調查。在日本敗戰時已經累積了相當龐大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不少關於臺灣的研究，資料也都有留存下來。在接收臺灣時，陳儀及其他有留日背景的文化、學術部門官員，比較能夠了解日本所遺留的這些臺灣研究資料的價值。陳儀也知道翻譯的重要性，成立了臺灣省編譯館。臺灣省編譯館的檔案，我已經和中研院台史所許雪姬教授、福建社科院楊彥杰教授合作整理、編印出來，不過臺灣好像不是很重視這一塊，因此資料最後是在中國大陸出版。當時，陳儀政府在編譯館底下成立「臺灣研究組」，把日本的臺灣研究資料翻譯成中文，意圖作知識的再生產，使其成為中國學術研究的一部分。換言之，是日本學術研究的「中國化」的挪用策略。後來編譯館撤館之後，所遺留下的臺灣研究文獻，一部分轉到了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其餘的到哪裡去了，我一直很想再做徹底一點的調查。而當時臺灣研究的工作，則是倚賴著日本學者、大陸來臺學者和臺灣本地學者的合作。我的發言稿裡就有提到，從戰前到戰後，臺灣的臺灣研究在知識生產的制度和人員上，就是以這種微妙的方式，在斷裂中的繼承與展開。我一直感興趣的是用史學史和學術史的角度重新思考臺灣研究。如同我前面所提到的，臺灣研究的領域很廣，以洪淑苓老師提到的民俗學研究為例，日本學者和大陸學者的臺灣民俗學研究如何在臺灣本地結合重新展開民俗學研究，其中有很多問題可以探討。知識生產如何繼承、重新展開，整個脈絡需要好好地思考。談理論也不能脫離歷史和社會的脈絡。臺灣研究從戰後初期、五十年代一路到七十年代，這學科慢慢被認可，研究者日眾，不同世代的知識社群之間的差異，包括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都值得我們認真去比較、思考。再者，當代的臺灣研究雖然重要，但「前當代」（戰前、戰後、五十、七十年代）的研究也值得再思考。理論不是我的長處，我就簡單分享到這裡，謝謝。
 
史書美：那我們接下來就開放討論。
 
黃英哲：抱歉，我補充一下。以往七十年代之前，只要外國學者來做臺灣研究，我們都很感謝，很多重要的文獻都貢獻出去，敬如上賓。但是到了今天，我們臺灣學者或是在國外大學任教有臺灣背景的學者都應當有自信地來引導臺灣研究的議題。我對自己的工作覺得比較欣慰的是，我把臺灣作家的作品、臺灣學者和有臺灣背景的國外學者的臺灣研究介紹到日本，就是希望能夠影響日本的臺灣研究的議題和方法。將來有機會的話，也希望能再繼續介紹更多優秀的我們的臺灣研究成果到日本，讓這些成果能夠影響日本的臺灣研究。謝謝。
 
湯志傑：我在發言稿的前面已經稍微提了一下理論怎麼建立的問題。我用另外一種方式回應宏倫。我的區分倒不一定是在所謂是否是純理論，而是說在我這一輩的學者或是下一輩的學生中，可能愈來愈看不到外文系的朋友們所說的「理論作為一種存在狀態」的現象，我覺得這種東西已經消失了。就以我來說，雖然我不一定有這麼一致、清楚、明確的一些看法，但是我念的那些理論深刻地影響我怎麼理解世界、怎樣過生活。我之所以會去回應有無理論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常常看到一個很弔詭的現象，一方面許多人對理論嗤之以鼻，認為不過是個人主觀心得或感想，另方面我們卻常看到期刊論文的審查意見是「沒有理論意涵」、「在理論上沒有貢獻」，這表示「理論」是很重要的。問題是，這個「理論」到底是什麼？它有可能只是某個x變項影響y變項這種統計法則意義下的因果法則，甚至是解釋一個東西的說法就可以被稱做「理論」。這種寬鬆定義的「理論」跟我在這裡所講的是有些差距的。當然，這會牽涉到不同學科的背景和發展。每個人都可能有自己的理論關懷，也貫徹到他的日常生活中，但是在更年輕的一輩人中，我覺得這種理論的關懷慢慢不見了。這不只是科學系統的問題，而是跟背後的整個體制有關，包括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教育系統，特別是國科會體制下的學術評鑑制度。這導致的結果是，為了求生存，很多東西我們根本沒有時間去嘗試，只能比較快地去回應或應用西方的理論而已。我比較關心的是這個問題。理論的確有很多不同層次的用法，我傾向於如果從嚴格定義下的「理論」來談的話，我會說這種關懷還是有，但問題是它並沒有被學界普遍地承認，而且更重要的是，我們關於理論探討的成果有沒有辦法拿出來跟全世界的人說，我覺得這種努力我們目前還沒有做到。
 
史書美：我感覺我們今天所討論的「理論」，基本上是指「西方理論」。似乎關於「理論」的界定，我們都界定完了。那我們接下來怎麼談這個問題呢？理論有它一定的用處。假若我們是不同學科的人，讀了一樣的理論，我們在理論這個層次上可以互相對話。是以，所謂的「沒有理論性」，是指別人不懂你的社會文本，因而對你的社會文本不感興趣。像臺灣是個小國，也許別的國家的人對我們的社會文本、文化文本、文學文本等不感興趣，但若我們面對西方理論時，能從我們的文化文本的立場出發，與之對話，然後對那個理論有進一步的建樹之後，也許他們就會覺得我們的文化文本還是有用處的。這是理論的政治哲學的問題。是不是因為這樣，才有「理論性」的要求？然假若我們不參與這樣子的理論性要求的話，應該怎麼做？我先拋出這個問題。
 
李鴻瓊：我認為「理論性」和「現代性」批判是很相關的。在「現代性」批判出現以前的東西，我們好像不太認為它是理論，而是一種哲學或思想。若我們簡單地去區分，我們之所以說「臺灣沒有理論」，是因為臺灣的知識系統是實證性的，與身體密切結合，因此多以經驗的直接表達形式為主，基本上比較不屬於普遍性的知識形式。而西方的現代性，就是從這種「即身」的知識形式跳脫出來。從十七世紀開始，西方進入現代化。十七世紀之後，我們觀察世界的角度就不再是跟我們所處的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而是結合不同個別觀察角度，站在一個比較具有普遍性、比較超越的位置來觀看。這種比過去客觀一些的角度，促成了現代知識的出現，但還不能算是理論，要到68年之後，才有理論的出現。若第一層次的經驗知識是「即身」的，第二層次是找到一種較為客觀的方法來解釋事物的運作，第三層次就是與未來性相關。舉例來說，我的發言稿裡提到，現代經濟學的理論不再是解釋現在的經濟活動，而是要描繪出一個未來的經濟活動模式，這樣才具有理論性，而非第一層次「即身」的知識形式或第二層次的客觀知識。因為這種未來性跟我們的生命相關，也就是生命的不確定成為當代存在的基礎，所以我們才會產生理論的焦慮，如同我們在股票市場感受到的焦慮，這是我對理論的定義。蘇老師剛剛講的那種理性、客觀、科學的現代理論，正是我們外文系的理論要批判的對象，這是「後現代」理論研究的主要方向。但問題是，「後現代」也是西方的理論。一方面，我們如果只用西方的後現代理論來解釋臺灣，這中間會有很多斷裂和問題存在。另一方面，當我們在戰後使用「後現代」來批判「現代」的時候，這跟當代的歷史情境沒有呼應。因為後現代理論是建立在全球化的生命經驗的發展上，後現代只能批判現代，但無法批判全球化，這是後現代理論的侷限。我們對理論有狂熱，是因為我們在68年之後發現西方所提出來的對未來、對生命形式的某種想像和批判，可以幫助我們回過頭來思考我們自己的生命形式。這樣的理論才會跟我們的文化、生命的慾望結合在一起，但是我們無法用自己的語言來訴說這個理論。我是從這樣的角度來理解理論的。
 
傅大為：剛剛幾位朋友的想法，在我聽來比較像是在討論在不同的學門裡面，「理論到底是什麼」的問題。可是我覺得「什麼是理論」這個問題跟〈宣言草案〉的第一句話「臺灣沒有理論」，二者是不同的問題。「臺灣沒有理論」這句話對我而言，很像是過去臺灣社會運動比較盛行時常聽到的一句話：「臺灣今天沒有文化霸權」。這意思是說，沒有一種論述在思想文化界中蔚為風潮。我想提的問題是，當我們講說「某某社會有理論」的時候，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它的背後蘊含了我們對這個社會的知識分子或學術界的操作的觀察，以至於在外面的人可以說「這個社會有理論」。為什麼拉丁美洲有依賴理論的出現，而且能夠影響到美國？印度會有Subaltern Theory 影響到主流學術界？德國為什麼會有法蘭克福學派？主流的學術理論的形成是一個什麼樣的過程？不同國家的學界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關係，才能夠形成理論的潮流而且挑戰到過去的某種型態？這部分可能是當我們在談「臺灣有沒有理論」的時候，是必須要去了解的東西。如果我們可以了解這樣一個過程，我們才能進一步思考臺灣理論的問題。
 
史書美：我覺得傅老師的意思是「臺灣沒有『被看見』的理論」。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三個主要的原因：第一是因為學術機制的問題，也就是你一定要用別人的理論，才能在國外的期刊發表。第二個原因是沒有在帝國裡面的中介者。印度的Subaltern Theory會受美國重視是因為史碧瓦的中介，而史碧瓦所以之所以在美國有名，則是因為翻譯了德里達。臺灣的外文系所讀的很多批判理論，都是經由美國化之後才傳到世界各地，因此我們所讀的都是英文的翻譯版本。甚至有些理論在發源地不被重視，如現在仍有法國人認為德里達不怎麼樣，跟我們所認知的情況不太一樣。換言之，這些理論其實是從美國這樣一個文化帝國的機制底下所生產出來的東西。臺灣的知識、理論如何被中介出去，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第三個原因是，臺灣有沒有一個完完整整的、獨立成形的知識系統存在？是否有一個本質性的東西？且「本質性」的追求，也是一個問題。當我們在討論臺灣的理論問題的時候，我們也許可以每個人都研發一套自己的理論，以研發自己的理論作為一種實踐，從不同的角度來樹立臺灣理論的特色。從小國怎麼去創建理論？加勒比海的一些思想家，他們的理論就很有創見，他們的成就對我們而言也很有啟發性。世界文化最複雜的東西，事實上都是從小國出發的，因為小國會有很多東西來碰撞，然後因碰撞而產生文化的複雜性，繼而傳到世界各地去。臺灣做為一個小國，能不能以小國做為根本，然後創建一套理論？
 
廖朝陽：傅大為老師的回應很有意思。「臺灣沒有理論」這個講法，他的解釋是「臺灣沒有『自己的』理論」。關於什麼是「自己的理論」，在剛剛的討論中已經有很多不一樣的省思出現，但最後的檢視標準似乎落在了「能不能影響中心論述的某個部分」這一點上。如果只是創建一些適合自己社會情境的理論，而無法從邊緣去影響中心，那這種情況能不能算是有自己的理論？這是一個問題。延伸來談，另外有一個問題是，若我們假設臺灣是處於現代學術的框架下面，而這一「現代學術的框架」仍然是由西方所製造，那我們基本上只是在某個階段現代化之後把西方的東西整個搬過來而已。回過頭來看，雖然我們也有中國傳統的學術，但它的學術分工和論述跟現代學術的框架是很不一樣的。所以，當我們說要在邊緣創建一套知識系統，以有別於中心知識系統，並實現自我的價值。這是否意味著，如果要達成這個目標，那我們所創建的知識系統，其分工、方法論就必須有很大的改變，譬如跟各個領域的中國學術傳統有所承繼，否則很難進行？因為我們現在的學術系統本來就是「進口」的，在這樣的環境中要怎麼去創建自己的知識系統，可否請史老師再解釋一下？
 
史書美：我的意思不是指重新溯源，而是說臺灣的知識的存在境況已經是和西方無法分離的情況，這種糾葛是我們可以去談的，因為西方理論和臺灣知識界的糾葛，已經是臺灣的一部分，我們如果要談臺灣的理論建構，一定會跟這個問題有關係。印度的Subaltern Theory基本上是在談英國殖民的問題，包括英國殖民時期的農民叛變、十九世紀的國族主義論述等等，他們所談的事實上也跟西方的知識有關係。這點很弔詭，正是因為跟西方有關，所以西方學會才會傾聽這個理論。這是一種很弔詭的歷史境況。
 
陳張培倫：我想順著廖朝陽老師剛剛舉的例子來談。我們暫時把知識當成一種活動，這個活動裡面我們對於系統的劃分，就現在的情況來看，是對西方的照單全收。可是，拿我們的圖書分類法為例子，你說它是照抄西方，好像也不完全是，因為它也保留了傳統經史子集的分類觀念，這是一種折衷與妥協。我之前在做原住民相關知識議題時，我也被要求要建構出一個系統來。但是這樣的構建，真的是屬於原住民自己的嗎？還是在歷史的某個時期從外面傳進來的？或許是日本、或許是清朝時漢人帶進來的，也有可能是從其他部落傳進來的。所以所謂的「本質」，或者說是臺灣自己專有的、跟其他社會完全不一樣的知識體系，我覺得這好像有點不太切實際。我們面臨的處境，就好像原住民的境況，在部落裡有他既有的法律機制，也有外在社會加諸於他的外衣，他們怎麼樣在當中進行協調的工作？協調過程中的決斷，又是以什麼為憑藉？或許我們要做的工作是：雖然我們的學術界很西方化，但是有些問題是我們自己本土的問題，那我們怎麼在當中找到結合二者的理論？我就先說到這裡，謝謝。
 
陳東升：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理論說不定有排除性，而且是有權力關係的。我們用什麼標準來檢驗理論？以「完整性」來檢驗理論，是不是一個好的、可接受的檢驗標準？在面對西方時，我們說中國有一套傳統的知識體系，這套知識體系說不定是把庶民完全排除在外，而且可能也把西方的知識完全排除掉。如果我們用這種標準來檢驗什麼叫做「適當」的理論的話，我覺得這是很危險的。因為理論越細緻，懂的人越少，排除性也越高。這會造成一個結果：懂知識的人控制知識，以它來複製權力關係。所以我們今天對理論的焦慮，到底是我們自己身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焦慮，還是對理解臺灣社會的焦慮？這要分清楚。就像培倫說的，我們看到了到原住民和漢人社會的差異性，我們擔心的是我們意識到某個問題之後，結果我們沒有能力去想其他可能性。舉例來說，我們現在熟悉的一個看法是，臺灣需要經濟發展，沒有經濟發展就不行，所以只要是會阻礙經濟發展的論述，我們都沒辦法去拓展。我們喪失了想像的能力，和發展多種可能性的一種概念的工具。對我而言，我比較不在意是否要去檢驗一個理論的完整或獨特性，而是我們有沒有辦法理解自己的社會，而且這理解可以有很多種方式和可能性。所以，理解、想像的貧乏，才是我在意的問題所在。而且，我說的「我們」，不是只有知識分子，而是臺灣的整個社會。譬如資本主義的形式如果在臺灣要開展出另外一種型態的話，那我們有怎樣的可能性？對我來說，比較優先的問題不是我們自己的理論是不是完整且獨特、可以被西方學術界看到、從邊緣影響中心，而是我剛剛所講的那些問題。其次，無可否認的，我們是跟其他的知識文化連結在一起，同在全球化過程的某個位置中，我們能不能進一步去思考，當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混雜、全球化的境況中，是否我們反而失去了理解自己社會的能力。這也是我很在意的問題。理論跟我們的社會有什麼樣的關係，搞理論的人有沒有這樣的社會責任，還是他只有知識的責任？理論的社會責任到底為何？這是我站在社會學的角度去思考的問題。
 
史書美：理論形成的第一個步驟是「概念化」。我們平常理解事物、面對世界的時候，如果沒有任何「概念化」的過程，我們會無法去整理自己的經驗。理論其實是很經驗性的，只是從生活經驗到概念化、再理論化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抽象化的過程。在這抽象化的過程當中，比較有權的那群人就可以把特殊性的經驗所累積的概念化的東西變成普世的理論。當然，這會把其中的一些差異性給抹殺掉。中國崛起之後，我們有中國的新的普世論的崛起。這幾年中國非常流行「天下」論述，這是要我們重新去理解「天下」的概念是什麼。然後2008年，中國非常流行「盛世」論述，電視節目、商店招牌等很多都以「盛世」為名，香港作家陳冠中也寫了一本小說《盛世中國2013》，但它其實是諷刺當時流行的盛世論述。面對中國興起的大文化論述，臺灣也可以有批評的聲音，這也是對世界的一種社會責任，因為我們既可以批判歐洲中心的理論，當然也可以批判中國中心的理論。我很同意我們做理論的人也有社會責任，那是不是就從對民俗、通俗文化做一個概念化的思考出發？可能也是一種方式。
 
汪宏倫：我也做一些簡單的回應和補充。我完全同意傅大為老師說的，「臺灣有沒有理論」跟「理論是什麼」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但我也認為，我們應該先去釐清我們所想像、理解的「理論」到底是什麼？我覺得這還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如果我們不先去釐清這個問題，那麼也就無法回答「臺灣的理論是什麼」的問題。以我在社會學的學科傳統的訓練下的背景，我所理解的「理論」的概念，就是從西方來的概念。在社會學的範疇中，理論是相對於經驗研究來說的。所以我剛剛說我自己做純理論，是說我只談理論性問題，而不談跟某個特定的經驗對象相關的問題。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講，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回到「現代性」的問題來討論。在社會學中會有理論／經驗研究的區分，而所謂理論，所談的也不外乎是古典三大家或四大家。這些古典理論學家，也是從歐洲的地域研究開始的，後來擴展到全世界，被認為可以普遍地去解釋很多現象。歐洲社會學理論的起源，在我看來，無非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人們開始自我反思，嘗試從這些反思中抽離出一些他們稱為是理論或法則的東西，並認為它可以普遍應用到世界的其他地方。當然，世界上仍然有很多事情不是歐洲中心的理論可以解釋清楚的，那我們今天談「臺灣有沒有理論」的問題，我覺得重點不是在於區分西方和臺灣，不是這種地理概念的區分，而是我們怎麼樣去理解我們當下的處境和問題。我們目前所擁有的概念工具，無論它是從西方過來，或是從我們自身的社會所發展出來，這些概念工具能不能幫我們理解當下的問題或是我們自己之外的其他社會的重要問題。無論是拉丁美洲的依賴理論或是印度的Subaltern Theory，他們能夠傳至帝國的中心，取得一定的發言位置，其間勢必有個中介者讓他們得以發聲。他們的理論提供了很好的參照，讓我們可以從他們的經驗中獲得啟發，回過頭來省視、理解並且有助於我們解決自己的問題。「臺灣有沒有理論」的這個思考，可以從我們臺灣現在面臨什麼樣的問題，而這樣的問題從我們的概念化過程中有沒有可能發展出理論，以讓我們理解自身，同時也理解其他地方的現象和問題。這是我的思考。
 
史書美：那我們是不是應該討論大家剛才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並聚焦在臺灣的問題上做一個比較具體、集中的討論？當然，我們今天花了不少時間討論了理論層次的問題，這還是很重要的。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規劃比較好？家玲已經初步規劃了臺灣研究中心的網頁建置，就請妳稍微跟大家說明一下。
 
梅家玲：我們臺灣研究中心已經正式成立，最近正在進行網頁和電子報的規劃。我們預計在網頁上設置一個討論區，在座各位都可以在上面進行非同步的線上討論。我們也預計6月份時會舉辦一個較為正式的研討會，所以接下來我們也可以討論看看之後要聚焦在哪些具體的論題上。不曉得大家有什麼構想？
 
史書美：今天大家的發言稿，我想可以把它放在網頁上，讓別人知道我們這個學群在做些什麼，也許會引發起一些效應。我想我們今天的討論，在臺灣知識界，也算是一個事件，將來或許也可以被寫入臺灣的思想史吧。臺灣不是沒有思想，只是沒有很好的思想史，沒有人去整理。還有一個問題是，不同的學門，都不太互相去引用對方的研究成果，都有一點文人相輕的意味。當然這也是知識結構的問題，因為我們都要用西方的理論，反而較少去引用我們自己知識界的成果。我想這也是「臺灣有沒有理論」的一個問題點。
 
梅家玲：我們今天已經討論了很多重要的問題，包括臺灣到底有沒有理論、到底什麼是理論，理論的普世化跟差異性中間協商的問題，以及理論的知識和實踐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這些議題都還可以有後續的、細緻的發展和討論。我們是不是先擬定幾個主題，以便規劃我們下次的研討會。
 
廖朝陽：我想到兩種方式，以今天的討論來看，不同學科領域對「理論」的理解不盡相同，是不是每個領域都可以有代表說明一下在該學科領域中的理論建構或理論和經驗互動、連結的相關概況，就實際的操作面來談一下，也可以藉此召開更小型的工作坊。另外，如果要訂定議題，也許還需要再整合一下，找一些各個領域都可以討論的議題。
 
史書美：也許我們先不急著做實證，今天我們的討論，我覺得還有好多東西還需要更深入去探討。能不能還是以理論建構的議題為主，然後討論「各學科在研究過程中，就其與西方理論的協商和妥協這一點來看，臺灣的立場在哪裡」這個問題。大家覺得呢？就延續今天的報告，一部分從學科出發，一部分嘗試看看能不能自創理論。
 
陳東升：那就自創理論也無妨，只是我們自創理論要做什麼？有的人是要讓別人看見，有的人是要看到自己，有的人都要；有些人是要解構自己社會的權力關係，有些人是要解構臺灣和西方的權力關係。也就是說，知識的目的是什麼？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是要表示一下，否則我們談來談去就怕會有很大的落差。因為，也許有的人概念化後的產物不是一個普世化的理論，而是在他的研究脈絡底下刻意保存其概念化或是理論的特殊性。把這個問題定義清楚之後，說不定會看見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廖咸浩：那就綜合三位的意見，一是從各學科出發，二是理論的建構問題，三是從理論出發，談知識的目的，這是三面一體的問題，可以從這個架構去辦研討會。
 
傅大為：我們這個學群叫作「知識／臺灣」，可是我們今天談了很多「理論」，談「知識」談得不多。我的想法是，「知識」並不等於「理論」，補充一下這一點。
 
陳東升：請志傑解釋一下你發言稿裡提到的內生或土著理論。
 
湯志傑：我簡單說明一下。這跟剛剛宏倫說的相關。現在我們很多理論都是西方引進的，有主體性表示在某個程度上，這些引進的理論成功地回應了這個社會或當下的問題，但這跟建立在本土思想資源上的內生理論還是有所區別。所謂的純理論，很大程度上是在現代學院體制建立之後才有的。社會學在歐陸剛起來時，是沒有所謂的理論或經驗研究的區分，這是這門學科在美國建制化之後的結果，而歐陸後來反過頭來受到美國的影響。我的意思是，在沒有學院系統化的建制之前，他們或許只是在回應現實的問題，卻很有創造性。相對地，現在，我們常常說要創建自己的東西，可是我們主要用的還是西方的東西，本土的東西依然不被重視。我覺得這一定程度上有知識累積的問題，就像邱貴芬老師提到的。目前社會學或學界內部對此可能都還沒有一個大家比較認可的做法，我想可能要先有這個東西，並累積出成績來，才能進一步談到有沒有中介者的問題。
 
史書美：知識無法積累的問題，本身是臺灣的生存境況，這就可以去做理論化的思考。
 
梅家玲：我們今天的討論就暫時告一段落。未盡之言就留到我們下次的研討會。臺灣研究中心的網站和電子報我們也在建置中，希望能盡快推出。謝謝大家的參與。

會議發言稿: (按姓氏筆劃排序)
*會議發言稿(王梅霞教授)
*會議發言稿(史書美教授) 
*會議發言稿(黃英哲教授)
*會議發言稿(湯志傑副研究員)
*會議發言稿(陳昭如副教授)
*會議發言稿(傅大為教授)
*會議發言稿(蕭立君助理教授)
*會議發言稿(蘇碩斌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