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茲哲學的在地開展──專訪李育霖教授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2017-07-03
李育霖教授為美國喬治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淡江大學、成功大學、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現為國立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台灣文學、電影研究、生態批評，翻譯研究與德勒茲研究等。著作包括專書：Writing Taiwan: A Study of Taiwan’s Nativist Literature （2008）、《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2009），《擬造新地球》（2015），編有《賽伯格與後人類主義》（合編，2013），Deleuze and Asia （合編，2014），《帝國在臺灣》（合編，2015）等書，並翻譯《德勒茲論文學》（Deleuze on Literature）（2006），《德勒茲論音樂、繪畫與藝術》（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合譯，2016）等書。此外，目前研究聚焦生態論述與華語語系研究等相關議題外，也探索數位科技所帶來的後人類人文狀況。在學術研究外，也從事德勒茲相關著作的翻譯等。本中心這次很榮幸邀請到美國喬治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李育霖教授與我們分享他的研究成果與學思歷程。
李育霖教授長期著力於德勒茲研究，並持續往台灣文學、電影研究、生態批評、翻譯研究等領域開展。其專著《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獲頒中研院第五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為台灣文學研究與自然書開拓新的論述視野。
李育霖教授說，「比較文學基本上是個理論架構，比較的對象通常會選擇一個或兩個國家、地區的文學，當時我選擇的對象是台灣文學。」他約在2000年左右就讀博士班，那時整個學界關於德勒茲或賽伯格的研究還未成熟。他便在博士論文中以台灣文學文本為討論基準談比較文學，理論則採後殖民的角度切入，詮釋台灣與鄉土文學的研究。時值九零年代末期，流行著全球化的研究視角，許多人開始把台灣文學研究置於後殖民、民族、離散或文化認同政治和全球化這些理論框架下探究相關的議題。他說，「人文研究基本上就是在一個基礎上，再加上另一個基礎持續發展的。」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台灣和台灣文學研究拉進這個全球化風潮的論述脈絡裏，於是後來嘗試了翻譯研究。而投入翻譯研究也與李教授本身從事德勒茲相關論述的翻譯有關。事實上，李教授在研究著作之外，也陸續出版了《德勒茲論文學》與《德勒茲論音樂、繪畫與藝術》等翻譯著作。
在李教授著手進行台灣鄉土文學研究之後，他發現對於整個東亞來說，面對西方文化、現代性的演進，「翻譯」是個重要的路徑。文學也從翻譯開始。特別在東亞文學脈絡裡，包含文言一致、中國新文學運動、台灣話文運動經常都和翻譯問題脫不了關係。因此當他返台教書後，整個研究方向就從全球化論述出發，以翻譯作為一個槓桿去尋找不同挖掘台灣文學的路徑。
其實李育霖教授從美國回來最初仍在英文系教書，在研究及教學上也還是以西方文學理論和全球化論述為重。直到2005年轉至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任教，才全力聚焦於台灣文學研究，但其研究脈絡一貫聚焦於翻譯研究。2000年到2005年，台灣盛行起文化翻譯研究，他在2009年所出版的專書《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可說是那幾年對於翻譯問題的理解。這本書試圖以翻譯為視角，重新閱讀整個台灣文學發展，「它比較是理論上的操作，內容涵蓋近百年來新文化、台灣話文運動，從台灣作家賴和到日本作家西川滿，從吳濁流到戰後的王禎和等，甚至思考台灣作為一種方法的概念。」同時他也坦承，每本書都有它必然的限制，其中很多部份有所缺失，也有很多理論沒有完整開展。但如書名所標舉的，它是用翻譯去披露一個閾境空間（liminality），談的是主體、倫理與美學相關的問題。這本書代表了作者在那個階段對於翻譯的思考，從翻譯的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台灣文學關於語言、主體、政治、美學等問題的嘗試與成果。
《擬造新地球》一書則回應到他比較文學的出身，由於不時關注西方學術脈動，他發現生態批評在2000年以後逐漸變成一門顯學。2009年他轉往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任教，同時參加中興大學人社中心一些以環境為主體的研究計畫，都促成他探索自然書寫的契機。這部專書回到李教授長期關注的領域，從德勒茲的理論視角去閱讀台灣文學，特別聚焦在吳明益、劉克襄、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幾位台灣重要的作家作品。這本書的優點在於把台灣自然書寫跟當代最前衛、吸引人的學術脈絡和敘事分析相互結合，「德勒茲的哲學並沒有直接思考環境生態的問題，但我自己認為在環境議題方面德勒茲的哲學是可以發展。」不曉得是巧合、學術趨勢，還是自己的學術興趣，加上全球與台灣正面臨環境的問題，讓他思考將如何以學術去回應。特別從大學、研究所以來對德勒茲的關懷到現在可以進一步挖掘其思維脈絡和台灣文學研究相結合之處，或許是他這個階段所累積的研究成果。
文學研究的新視野與對話：理論與文本相互形塑
當然這些研究仍舊無法避免刻板印象，彷彿用西方的理論來閱讀東方和台灣文學，會造成進入上的困難。好像理論是屬於西方的，東方或台灣這些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與題材，彷彿它們之間會有研究落差或位階的問題。因此他把理論拆解，讓它不再被視作一個完整的來源，而是讓這東、西兩個文本能夠藉由交錯對讀，有更不一樣的互動，以促成比較文學的新視野，不再是以西方理論來閱讀東方文本這樣的模式。他說，「調動很多理論，很像會強壓在文本之上，我在論述時會極力避免這種情況」，因此《擬造新地球》在方法論上就盡力抹除這種落差，尤其處理文本分析時特別細緻，即是要扭轉文本去脈絡化詮釋的迷思，同時也是對理論和文本的再思考。「理論是文本的思考」，這是建立在作者對於文本的思考，而思考的啟發正奠基於理論的訓練。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並非將一個完整的理論拿來套用文本解釋，或從文本中找到可以被理解的方式。「理論」必然是在地的，是從文本出發的，只是說這些理論的語彙，或理論所開展出來的思維架構是讓我們對文本閱讀產生新視野的可能。
從外文學門轉到台灣文學界，李育霖教授覺得自己的背景與兩邊思維脈絡都有點不同。就《翻譯閾境》這本書而言，「翻譯」這個概念其實是外文學界在談的脈絡，但與他對翻譯的理解又不太一樣，加上他談論的對象又是台灣文學，雖然和兩邊學門傳統的研究路數不同，但這兩本論著出版後，陸續幾場演講和學界交流，讓他感覺整個學界對此研究成果回應頗為正面。他回想起自己之所以對翻譯問題產生興趣，是因為出自日文系背景，卻到美國英文系做起比較文學研究，學成返台又跨足台灣文學研究，這一連串的學思經歷本身就有越境的感覺。「我覺得這之間若能有對話、流通的可能，都是一些好事。」他說，如何能夠再開拓一個新的研究視野、提供不同思考路徑，希望激發兩邊能對話帶來一些新的刺激，將是他對未來最大的期許。
回到他個人學術興趣來談，從李教授畢業一二十年來對西方、全球不斷更新的學術脈動保持觀察，這些年德勒茲的哲學仍算顯學，亦持續發展，當中影像的問題還能再進一步開展。目前他的學術規畫分成幾個部分，一方面是關於環境議題的思考會持續累積，再者是關注台灣整個文學運動。他認為台灣關於後殖民、移民、記憶和歷史的問題，在社會中並沒消失，也希望能夠對這一系列的思考有較完整的回顧和反思。目前李育霖教授和李承機教授在台大出版中心陸續合作編整出版一系列「帝國在台灣」書系，之前出版第一冊《「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後，獲得廣大迴響，目前第二冊也籌備出版中。
另一方面，從史書美、王德威2007年發起，由整個從北美開始到歐洲，甚至到台灣而熱議的「華語語系」研究，是最近仍新興發展的詮釋概念。李教授認為，也許「華語語系」觀點可以在後殖民或酷兒研究等開出一些新的研究視野與面相。他也樂於促成這樣的研究發展，包括中興大學每兩年舉辦一次華語語系研討會，「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和蔣經國基金會合作，每兩年辦一次研究生的研習營」，從2015年開始「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習營」已舉辦了兩屆，營隊邀請國際間重要的華語語系研究專家，同時也遴選博士以上的研究生為參與學員。這些學生來自北美、東南亞、中國大陸和台灣，讓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生聚在一起互相討論激盪對於華語語系研究的思考，在年輕的研究階段接觸最新的學術脈絡，將這個概念透過各種不同可能的嘗試往下紮根。所謂的華語語系這個地區概念其實是非常空泛的，幾乎曩括全球各地，從中我們會發現不同地區的人對華語語系的想像有極大的差異，而這個營隊提供了一個非常好場合讓這些博士生透過面對面互相激發、積極討論，讓這個概念更加立體化。
李育霖教授認為，「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仍持續在發展當中，當史書美教授在發展這個議題的時候，基本上與幾個領域有所重疊，特別是後殖民研究、離散與族裔研究等。他說，「特別是，今年我們把不同議題拉進來，把題目定為『華語語系‧台灣』，是希望台灣能夠對華語語系這樣的一個詞條做出回應，內容上也盡量觸及各種不同領域的議題。」所以會議及營隊皆廣邀不同研究領域的教授與年輕學者，在討論議題的設定上，除了理論問題之外，也希望能納入在地的脈絡，其他包括現在時興的酷兒與環境議題，以及傳統的文學、語言、電影、音樂、戲劇、乃至大眾文化等不同的文類研究等。透過廣納各種議題，重新思考「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概念將有什麼可能性。比如「華語語系酷兒」，或「華語語系文化認同」等，這些相關研究基本上可以不斷延伸。或說華語語系與東亞，和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係等概念，他認為，「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思考的基礎或議題的論述框架，當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這種多元豐富的研究空間裡，他對於日後台灣文學與台灣研究的發展相當樂觀。
李育霖教授長期著力於德勒茲研究，並持續往台灣文學、電影研究、生態批評、翻譯研究等領域開展。其專著《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獲頒中研院第五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為台灣文學研究與自然書開拓新的論述視野。
學思之初
李教授談起早期在美國念博士是以比較文學研究為主。那時候比較文學主要是從一些理論架構和中國文學作比較，但他當時已開始關注到台灣的文學現象和文學發展，因此後來返鄉便興發對台灣文學的研究。然而，德勒茲研究，是李育霖教授最初探勘、也用力最深遠的母題，這起因於他博士時期的指導教授正好是美國德勒茲研究專家，求學階段累積許多相關知識材料與脈絡，成為他後來主要研究的面向之一。由於比較文學研究訓練出身的背景，使得他更注意於當代文學和文化脈絡的研究脈動。尤其他稍後發表關於賽伯格或後人類主義相關的論述，基本上是在「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酷兒研究」之後接續下來的學術脈絡，呈顯出和西方學界思潮、論述之間，持續保持著動態的學思歷程。
李育霖教授說，「比較文學基本上是個理論架構，比較的對象通常會選擇一個或兩個國家、地區的文學，當時我選擇的對象是台灣文學。」他約在2000年左右就讀博士班，那時整個學界關於德勒茲或賽伯格的研究還未成熟。他便在博士論文中以台灣文學文本為討論基準談比較文學，理論則採後殖民的角度切入，詮釋台灣與鄉土文學的研究。時值九零年代末期，流行著全球化的研究視角，許多人開始把台灣文學研究置於後殖民、民族、離散或文化認同政治和全球化這些理論框架下探究相關的議題。他說，「人文研究基本上就是在一個基礎上，再加上另一個基礎持續發展的。」並進一步思考如何將台灣和台灣文學研究拉進這個全球化風潮的論述脈絡裏，於是後來嘗試了翻譯研究。而投入翻譯研究也與李教授本身從事德勒茲相關論述的翻譯有關。事實上，李教授在研究著作之外，也陸續出版了《德勒茲論文學》與《德勒茲論音樂、繪畫與藝術》等翻譯著作。
從翻譯閾境到在地自然書寫
在李教授著手進行台灣鄉土文學研究之後，他發現對於整個東亞來說，面對西方文化、現代性的演進，「翻譯」是個重要的路徑。文學也從翻譯開始。特別在東亞文學脈絡裡，包含文言一致、中國新文學運動、台灣話文運動經常都和翻譯問題脫不了關係。因此當他返台教書後，整個研究方向就從全球化論述出發，以翻譯作為一個槓桿去尋找不同挖掘台灣文學的路徑。其實李育霖教授從美國回來最初仍在英文系教書，在研究及教學上也還是以西方文學理論和全球化論述為重。直到2005年轉至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任教，才全力聚焦於台灣文學研究，但其研究脈絡一貫聚焦於翻譯研究。2000年到2005年，台灣盛行起文化翻譯研究，他在2009年所出版的專書《翻譯閾境：主體、倫理、美學》可說是那幾年對於翻譯問題的理解。這本書試圖以翻譯為視角，重新閱讀整個台灣文學發展，「它比較是理論上的操作，內容涵蓋近百年來新文化、台灣話文運動，從台灣作家賴和到日本作家西川滿，從吳濁流到戰後的王禎和等，甚至思考台灣作為一種方法的概念。」同時他也坦承，每本書都有它必然的限制，其中很多部份有所缺失，也有很多理論沒有完整開展。但如書名所標舉的，它是用翻譯去披露一個閾境空間（liminality），談的是主體、倫理與美學相關的問題。這本書代表了作者在那個階段對於翻譯的思考，從翻譯的角度切入重新思考台灣文學關於語言、主體、政治、美學等問題的嘗試與成果。
《擬造新地球》一書則回應到他比較文學的出身，由於不時關注西方學術脈動，他發現生態批評在2000年以後逐漸變成一門顯學。2009年他轉往中興大學台灣文學與跨國文化研究所任教，同時參加中興大學人社中心一些以環境為主體的研究計畫，都促成他探索自然書寫的契機。這部專書回到李教授長期關注的領域，從德勒茲的理論視角去閱讀台灣文學，特別聚焦在吳明益、劉克襄、廖鴻基與夏曼‧藍波安幾位台灣重要的作家作品。這本書的優點在於把台灣自然書寫跟當代最前衛、吸引人的學術脈絡和敘事分析相互結合，「德勒茲的哲學並沒有直接思考環境生態的問題，但我自己認為在環境議題方面德勒茲的哲學是可以發展。」不曉得是巧合、學術趨勢，還是自己的學術興趣，加上全球與台灣正面臨環境的問題，讓他思考將如何以學術去回應。特別從大學、研究所以來對德勒茲的關懷到現在可以進一步挖掘其思維脈絡和台灣文學研究相結合之處，或許是他這個階段所累積的研究成果。
文學研究的新視野與對話：理論與文本相互形塑
當然這些研究仍舊無法避免刻板印象，彷彿用西方的理論來閱讀東方和台灣文學，會造成進入上的困難。好像理論是屬於西方的，東方或台灣這些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與題材，彷彿它們之間會有研究落差或位階的問題。因此他把理論拆解，讓它不再被視作一個完整的來源，而是讓這東、西兩個文本能夠藉由交錯對讀，有更不一樣的互動，以促成比較文學的新視野，不再是以西方理論來閱讀東方文本這樣的模式。他說，「調動很多理論，很像會強壓在文本之上，我在論述時會極力避免這種情況」，因此《擬造新地球》在方法論上就盡力抹除這種落差，尤其處理文本分析時特別細緻，即是要扭轉文本去脈絡化詮釋的迷思，同時也是對理論和文本的再思考。「理論是文本的思考」，這是建立在作者對於文本的思考，而思考的啟發正奠基於理論的訓練。他認為比較文學研究，並非將一個完整的理論拿來套用文本解釋，或從文本中找到可以被理解的方式。「理論」必然是在地的，是從文本出發的，只是說這些理論的語彙，或理論所開展出來的思維架構是讓我們對文本閱讀產生新視野的可能。
從外文學門轉到台灣文學界，李育霖教授覺得自己的背景與兩邊思維脈絡都有點不同。就《翻譯閾境》這本書而言，「翻譯」這個概念其實是外文學界在談的脈絡，但與他對翻譯的理解又不太一樣，加上他談論的對象又是台灣文學，雖然和兩邊學門傳統的研究路數不同，但這兩本論著出版後，陸續幾場演講和學界交流，讓他感覺整個學界對此研究成果回應頗為正面。他回想起自己之所以對翻譯問題產生興趣，是因為出自日文系背景，卻到美國英文系做起比較文學研究，學成返台又跨足台灣文學研究，這一連串的學思經歷本身就有越境的感覺。「我覺得這之間若能有對話、流通的可能，都是一些好事。」他說，如何能夠再開拓一個新的研究視野、提供不同思考路徑，希望激發兩邊能對話帶來一些新的刺激，將是他對未來最大的期許。
台灣與華語語系研究新展望
李育霖教授在中興大學人社中心主任任期，中心研究主要以「環境人文」和「數位人文」兩個面向為核心發展。他表示，環境人文是當前重要的議題，不僅和台灣目前的能源、自然書寫、美學研究相關，同時擔負著社會責任，包含能源使用、廢棄物汙染、糧食問題、都市計畫和環境資源配置等，廣泛而跨領域的研究，中心也聚集相應領域多元背景的人才，都正持續發展中。另一項「數位人文」則是較新的領域，中心組成數位人文團隊向科技部申請相關計畫，目前除了像作家數位主題展覽館外，其他與AR（擴增實境）、VR（虛擬實境）等技術融合的展演形式，也是中心未來發展的主題。
回到他個人學術興趣來談，從李教授畢業一二十年來對西方、全球不斷更新的學術脈動保持觀察，這些年德勒茲的哲學仍算顯學，亦持續發展，當中影像的問題還能再進一步開展。目前他的學術規畫分成幾個部分，一方面是關於環境議題的思考會持續累積，再者是關注台灣整個文學運動。他認為台灣關於後殖民、移民、記憶和歷史的問題，在社會中並沒消失，也希望能夠對這一系列的思考有較完整的回顧和反思。目前李育霖教授和李承機教授在台大出版中心陸續合作編整出版一系列「帝國在台灣」書系，之前出版第一冊《「帝國」在臺灣：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後，獲得廣大迴響，目前第二冊也籌備出版中。另一方面，從史書美、王德威2007年發起，由整個從北美開始到歐洲，甚至到台灣而熱議的「華語語系」研究，是最近仍新興發展的詮釋概念。李教授認為，也許「華語語系」觀點可以在後殖民或酷兒研究等開出一些新的研究視野與面相。他也樂於促成這樣的研究發展，包括中興大學每兩年舉辦一次華語語系研討會，「比較特別的是，我們和蔣經國基金會合作，每兩年辦一次研究生的研習營」，從2015年開始「華語語系研究國際學術研習營」已舉辦了兩屆，營隊邀請國際間重要的華語語系研究專家，同時也遴選博士以上的研究生為參與學員。這些學生來自北美、東南亞、中國大陸和台灣，讓不同文化背景的研究生聚在一起互相討論激盪對於華語語系研究的思考，在年輕的研究階段接觸最新的學術脈絡，將這個概念透過各種不同可能的嘗試往下紮根。所謂的華語語系這個地區概念其實是非常空泛的，幾乎曩括全球各地，從中我們會發現不同地區的人對華語語系的想像有極大的差異，而這個營隊提供了一個非常好場合讓這些博士生透過面對面互相激發、積極討論，讓這個概念更加立體化。
李育霖教授認為，「華語語系」這個概念仍持續在發展當中，當史書美教授在發展這個議題的時候，基本上與幾個領域有所重疊，特別是後殖民研究、離散與族裔研究等。他說，「特別是，今年我們把不同議題拉進來，把題目定為『華語語系‧台灣』，是希望台灣能夠對華語語系這樣的一個詞條做出回應，內容上也盡量觸及各種不同領域的議題。」所以會議及營隊皆廣邀不同研究領域的教授與年輕學者，在討論議題的設定上，除了理論問題之外，也希望能納入在地的脈絡，其他包括現在時興的酷兒與環境議題，以及傳統的文學、語言、電影、音樂、戲劇、乃至大眾文化等不同的文類研究等。透過廣納各種議題，重新思考「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概念將有什麼可能性。比如「華語語系酷兒」，或「華語語系文化認同」等，這些相關研究基本上可以不斷延伸。或說華語語系與東亞，和與世界文學之間的關係等概念，他認為，「華語語系」作為一個思考的基礎或議題的論述框架，當然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在這種多元豐富的研究空間裡，他對於日後台灣文學與台灣研究的發展相當樂觀。採訪撰稿：李筱涵（台灣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