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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邊陲回望中心，從婦女研究到台灣研究：路徑、觀點、方法：「王詩琅臺灣研究講座」鄧津華教授演講側記

由臺灣大學文學院與臺灣研究中心合辦的「王詩琅臺灣研究講座」於2018年11月12日在臺大中文系會議室順利舉行。本講座邀請麻省理工學院全球研究與語言學系系主任兼東亞文明講座教授鄧津華教授擔任講者，講題為「從婦女研究到台灣研究：路徑、觀點、方法」。 
 

       麻省理工學院全球研究與語言學系系主任兼東亞文明講座教授鄧津華教授，受邀為王詩琅臺灣研究講座進行演講。在下午的臺大中文系會議室中，許多不同學校、系所的專家學者皆特地蒞臨參與、討論。大家在介紹自己的學術背景時，鄧教授首先提起，自己作為一名研究者，她時常聽聞同在學院的同事及友人，對於文學、歷史等學門在麻省理工學院的邊緣化，感到不平與憂心。相較之下，鄧老師則認為她的研究思維，本身就已是邊緣性的議題，從邊疆、文化街處地帶、種族混合到離散社群，正是因為處理邊緣議題，反能從而獲得對中心不同且基本的見解，並思考如何與之對話，這也是其研究的主要關懷。
 

        鄧教授回溯自身研究的起點，是大學時期到渡海抵達臺灣針對婦女新知進行田野調查，理解女性在威權政體下進行婦女運動與政治參與的過程，最後撰寫成臺灣女性主義與婦女運動研究報告。當鄧老師回到美國時，卻發現美國學界的態度，竟認為只有西方女性主義者是進步的，這使得她們失去向東方所謂邊陲地方學習的機會，使自由派的美國婦女自我安慰，即使受到性別歧視，仍認為自己至少比東亞婦女更為先進。這讓鄧老師慨嘆學到西方學術界民族優越感的第一課，而這樣的優越感至今仍根深蒂固。事實上，比較研究使得新的問題得以被提出與思索，體察到美國主流女性研究的缺點。舉例而言，觀察臺灣的政界，女性在選舉上的表現十分突出，較美國更為突出。從高階官員的擔任來看，美國女性要擔任高階政治領導面玲許多障礙，而如希拉蕊亦需倚靠家族政治的關係才能得到權位，臺灣女性的政治參與狀況早已超越美國，從2000年呂秀蓮成為副總統，到2016年蔡英文總統，臺灣早已超越女性只能透過家族政治上位的模式，這就是臺灣值得借鑒思考之處。

 

        《臺灣的想像地理》是老師分享的第二個臺灣研究議題。主要關注的是臺灣作為清朝邊疆文化接觸地帶、作為殖民論述的例子。當時在提出論點時，遭遇許多質疑的意見，堅持認為「殖民」並不適用於討論清朝與臺灣的關係。學術界中某些領域的抗拒聲浪，其實涉及意識形態爭論，使得鄧老師更深入思考其中原因與背後意義，進而挑戰殖民與被殖民之間常見的預設立場。鄧老師指出，將臺灣視為清朝殖民地，並非是意識形態立場，而為一種思考與實踐，通過這樣的檢視方式，可以使哪些現象得以浮現。

 

        關於中國後殖民的研究，往往聚焦在中國如何超越外國影響，卻忽略了清朝時期中國作為強權的歷史，強化了帝國主義專屬於西方的想像。鄧教授認為，中國的後殖民研究，也應考量到清朝的殖民及其遺緒。這樣的研究，既是聚焦清朝與臺灣的歷史研究，卻也有意挑戰對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的成見，即殖民者為歐洲人、被殖民者為非歐洲人的預設立場。這樣的二分法，至今仍影響、形塑全球權力分配與文化差異的解讀與批判。
 

       在中國的官方論述中，堅稱中國從來只是帝國主義的受害者，清朝的版圖擴張被界定為民族統一。許多西方學者與中國學者皆主張帝國主義並不適用中國，而專屬於西方，因為清朝時期的中國並不符合歐洲的帝國模式。然而，鄧津華老師反而認為，本質化的歐洲帝國主義本來就不存在。過往數十年的研究早已表明單一的歐洲帝國主義模式並不存在，英國、法國、德國……等各國的帝國主義，不同時期的帝國主義亦不相同，各自有其殊異，難以指出單一的歐洲帝國型態，況且不同理論家在定義上也十分多元，並不存在單一、共通的精確定義。
 

       若就中國的歷史而言，清朝的擴張主義，通過軍事力量征服並統治非華夏土地，將各式非華族裔納為中華臣民，應當被視為既是帝國的，亦是殖民的。帝國主義在此也代表實踐、政策、意識形態，參照薩伊德（Said, Edward）的理論界定帝國的殖民實踐，而在書中，處理的則並非是政治、經濟的帝國主義，而是思維與態度的帝國主義，從文化帝國主義的角度，進而可能觀察到西方帝國主義與清朝帝國主義的比較基礎。通過這樣的思考，鄧老師強調自己的用意並非忽略歷史的特殊性，指出歐洲與清朝帝國的同一性，而是要思考：如果經濟剝削、文化霸權的清朝不能稱為帝國主義，原因何在？事實上，近來研究已指出清朝領土擴張與西方殖民在制度與擴張上，仍有相似處可以比較，鄧老師試圖思考，如果從意識形態與話語使用探討態度與權力關係的帝國主義，能對相關議題帶來哪些新的角度？應當將清朝殖民放入全球脈絡中思考。殖民研究應當將各式文化霸權納入考量，而非對非歐洲人的加害者視而不見。
 

       臺灣既被認為是邊緣，而過去數十年來，在中國崛起的背景下，臺灣研究同樣在學術界被邊緣化。《臺灣的想像地理》的前身是鄧教授博士論文，而回憶起在博士論文完成之初，系主任卻告訴她，臺灣研究對於拿到終身教職頗為不利，建議將重心放到中國研究為宜。透過這個經驗，鄧津華老師深刻體驗到制度與機構，可能影響了學術研究者的研究方向，也間接影響臺灣研究領域在學術界的邊緣性。
 

       鄧津華老師分享的第三個研究案例是與中山大學唐文慧教授共同發表的論文〈Looking again at Taiwan's Lü Hsiu-lien: A female vice president or a feminist vice president〉，分析臺灣女性相關的政治表現與施政內容。在一些關於女性領導的研究中，往往質疑她們的政治成就源自於家族政治的庇蔭，是透過裙帶關係或寡婦身分取得政權，而非女性主義的成功，例如南韓女總統朴槿惠即為前總統朴正熙之女。然而，西元兩千年時成為民選副總統的呂秀蓮並不符合這些條件。呂秀蓮倚賴的是自身努力而非因為家庭因素，並且呂秀蓮是位新女性主義運動者。準此，呂秀蓮是否在任內施政提升女性平權，則值得研究觀察：她究竟是一位女性副總統或是女性主義副總統？在研究中，雖然呂的政績並不那麼被社會看見、肯定，但其實她面臨的實為結構性限制，首先是父權結構，其次是近年來與女性主義團體的漸行漸遠。然而，呂秀蓮的例子超越了女性在政界只能作為花瓶的困境，因而具有女性參政的象徵意義，而呂秀蓮的當選，可以說是女性主義的表現，是女性參政的具體案例，對臺灣民主化進程也有其意義。臺灣女性立法委員比例遠高於全球，且也早已超出家族政治的層次。在這些面向上，臺灣走在被認為是民主先鋒的美國之前，十分值得借鏡。未來臺灣女性政治人物與性別平權的關係，也值得進一步繼續研究、觀察。

       在鄧老師精彩的演講後，現場也有許多與會學人參與對話討論。會中提問談到，如果說鄧老師的研究就其自述，是要以邊陲回應中心，然而為何不將邊陲視為自足的中心進行研究？鄧津華老師則指出，這與所處的學術單位息息相關。由於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全球文化研究系所，如何將研究置於互動、對話的研究視野中，是思考的重點。以臺灣研究而言，一方面受限於美國的民族優越感，另方面又因為中國崛起，使得美國學術圈中臺灣研究近年來略顯衰微。
 

        與會學人中，也提出《臺灣的想像地理》最後〈跋語〉部分相關問題，詢問鄧津華老師是否應將「中華民國」視為殖民，以及如何看待史書美教授的華語語系論述。鄧津華老師在回答中澄清，其實由於當時研究的對象聚焦清代中國，而不是談論中華民國，因而對這個問題其實難以回答。但是，以殖民論述清朝的版圖擴張，實是以原住民的角度而論，這是她思考的方向。至於〈跋語〉所論，其實更接近於提問而非解答，對於史書美教授所論，鄧老師表示自己十分贊同。
 

        回應臺灣研究的原住民議題及相關建議時，鄧津華老師談到，其實臺灣的原住民運動，乃至近年同志運動都是增加國際能見度，使臺灣國際化重要的因素，因而都是深具研究意義的議題，或許可以從人類學、社會學‥‥等等學科進行跨國比較，當會有很大收穫。演講最後，談到對計劃赴美的臺灣研究生有何建議？鄧津華老師笑著表示：「請多多申請到國外進行研究吧！」對於鄧老師而言，到不同地方進行研究、拓展視野，對於年輕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幫助。

 

 

 

整理側記：吳佳鴻（台大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