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鄭博元(臺大中文系碩士生)
日期:2020年5月21日
本週課程邀請曾擔任「報導者」資深記者的房慧真談東南亞的華人故事,從她的身世與眼光,進入南方之南。房慧真先以中國作家金宇澄的故事開頭,作為知青下鄉,到北方蠻荒的農村。他的同鄉朋友大烏龜,隨意拿一柄折斷的刀邊走邊槌蟾蜍,彷彿命運的轉盤,有些不及逃走的就死了。佈滿鐵鏽的刀口在他的腦後上下抽出,最後卻不小心割斷了自己頸子。這本小說名為《我們並不知道》,用全稱的「我們」,是指漫不經心的大烏龜還是貪歡的蟾蜍?或許指的是金宇成與經歷文革的這一代人與下一代。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作為批鬥者的學生、朋友、同事。在一個混亂的時代,沒有人看得到緊跟在身後的命運。
文革的傷害會代代相傳。房慧真提及他採訪中國藝術家徐冰,她描述羞恥的父親被批鬥的經驗。身為教授的父親拖著大鞋在路上走,少年時代的徐冰為了洗刷血緣上的污點,他拚命練毛筆字,學寫大字報,想為父親贖罪。努力將批判的大字報用美術字體寫得工整好看。之後她的第一個作品《天書》回應的就是少年時的文革創傷。房慧真曾經採訪趙德胤,她發現他習慣把時鐘調快三十分鐘。他也自述從十六歲來台灣後沒有浪費任何一分鐘。他的急躁,是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生存壓力——還處於前現代世界的緬甸。1998年他來到臺灣時值16歲,他透過僑外會的考試來台灣唸書,為此家裡借的錢足以在緬甸買一間房子。到處打工的過程中,他也沒有荒廢課業,因而能拿到獎學金。趙德胤的故事是各種「命運的交織」。家住中國雲南的邊境,此一三角地帶毒品、軍火氾濫。有一回,他出了車禍意外,竟只有他活著回村報信,他的倖存令村民驚訝。另一回,他的親戚從中國帶了兩把步槍回來,偕他上山打獵,下山時不幸遇到軍區司令視察,很有可能被判重刑。但他請警衛打給學校校長;當他用流利的、代表上流階級的緬語溝通時,竟被莫名其妙地釋放了。這個前現代的村莊,沒有公平,只有命運。趙德胤是家庭中際遇最好的,經歷過許多天災與人為磨難,使他磨練出敏銳的直覺。他出生的1982年,緬甸已然是軍人專政的鎖國國家,二哥、大姐都已逃出,只剩大哥在山裡挖礦。挖玉石多年卻一無所獲實屬常見,他們把整付身家壓下去,可謂一場賭注。當地毒品盛行,又是弱肉強食的叢林。大哥後又到中國走私藥品販毒,但1988年仰光的激烈學潮下,開設的藥店再度倒閉,家裡依然窮困。此時的趙德胤又再次受到命運眷顧,他因緣際會被迫助友買了15萬元的攝影器材,對方卻無法會合取貨,因而趙德胤才走上了電影拍攝之路。後來母親坐牢、大哥重回玉石場,再也沒寄錢回家。他到大哥的玉石場拍攝,見證動盪時代下的絕望與貧困。房慧真引述作家何偉的說法,並指出見證動盪時代的當下的寫作者,可能是種運氣。
房慧真談及父親,原本不懂父親為何喜愛榴槤的她,偶然在吉隆坡勉力嘗試,意外覺得美味,忽然了解了父親的鄉愁。她憶起了在吉隆坡的撞擊經驗。由於父親在華航工作,全家每年都有免費出國的機會,但父親卻堅持「貧窮」旅行。有一回在炎日下,父親居然重重地踢了母親一腳。還是孩童的房慧真,感到無比丟臉,當下無法同理母親的痛。她多年後回想,為何平常在台灣陰沈的父親,一回到南洋卻變得健談。他沿街尋找童年的小吃,用印尼話、馬來話跟路邊車伕小販聊天。房慧真忽然理解父親的異常,他彷彿原本被種在雨林裡面的植物,像是豬籠草要被強行移植到亞熱帶(臺灣),因此適應不良,格格不入。房慧真以小說《毒木聖經》、《一掬塵土》為例,這些作品是以某種西方偏見,講述人們從西方進入或誤入叢林的恐懼。文明與野蠻的落差,也曾造成房慧真心中的陰影。父親有一日幫全家辦好印尼護照,要舉家遷回印尼。她想起印尼的爺爺,住在發臭烏黑的大水溝旁,幾乎不會流動的水,有人在糞溺、洗衣。那是80年代的台北小孩對落後的恐懼。後來,父親工作上的頓挫,反而成為房慧真沒有遷家的幸運——公司沒有把父親調到雅加達,是因為父親不善交際,且身形較矮、不體面,公司因此撤回決定。
房慧真其實無法得知父親少年的身世,她試著推算,要是父親沒有來台灣讀大學,可能躲不過政府對知識份子的屠殺。後來,父親到東勢教書,遇到母親。她的母親畢生最崇拜的就是學歷,在那個年代嫁給華僑,就是著眼於此。父親的口才不好,始終對中文敵視。房慧真回憶,每當看到她在讀國文課本時,父親會擰她的耳朵,說「不要讀這個狗文」。這大抵是錯誤移植到這片土地時所帶來的傷痕。後來房慧真家搬到臺北城南,心情不好時就去書店看書。當拿起《脂肪球》,進入文學世界,不禁會想起自己錯過的命運。平行時空裡,父親被派駐回雅加達,房家移民印尼;若是如此,她的中文停留在六年級,那麼她將無法成為寫作者。「一直到我成為寫作者,我才能用人類學的方式觀察父親這個『物種』。」
講演結束後,同學提問「文學創作與報導的『界線』在何處」,房慧真指出寫人物大致有兩種,一是記者風格強烈,一是退一步寫。她選擇後者,希望能夠將人物放在歷史裡,她只負責穿針引線,使之更有歷史厚度,也不會過度詮釋。同學提問「文化」與「家庭」之間的關係,房慧真表示近代史有很多離散經驗,且每一代的心態都非常複雜,常常是像經歷了命運的轉盤一般,展現在寫作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