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亞洲想像
紀錄：徐大易（臺大人類學碩士）
日期：2017年4月11日
在這場以「張愛玲與亞洲想像」為題的演講中，兩位講者主要是以1949年為界來分析張愛玲整體的創作歷程：宋偉杰教授探討的是張愛玲在1949年以前中日戰爭期間的「熱戰」想像，而王曉玨教授則是論述張愛玲在1949年以後中美對峙下的「冷戰」書寫。
對於1949年以前的張愛玲文學，宋教授以「門」的意象作為分析其作品的主軸。在此，宋偉杰指出門或門檻代表了一種介於中間的臨界狀態，近似於人類學家Turner所稱的「閾限」（liminality），也就是「個人、社會從另一種狀態向另一種狀
態
過渡、轉換期間的邊緣、曖昧和模糊特徵」，而這些正是張愛玲在此一時期反覆呈現在其作品裡的特徵。具體來說，《紅玫瑰與白玫瑰》裡的巴黎浴室門描述了振保「快感與恥感的混合」；而《第一爐香》中出現的玻璃門，則是讓上海女子葛薇龍瞥見自己充滿矛盾的形象，也就是作為「殖民地所特有的東方色彩的一部份」；《色，戒》裡的玻璃門則是象徵著王佳芝對於老易曖昧糾葛的情愫。由此出發，宋偉杰教授認為「門」是張愛玲「反復重寫的時空體及其情感寄託」，而門在各種男女人物之間的敘事安排，則體現出「筆下人物在日常生活的小世界與戰時漂泊離散的大世界中的迷悟」。
相較於宋教授是以「門」的微觀意象去分析張愛玲的前期作品，王曉玨教授則是從冷戰結構的宏觀視角出發，探討張在1950年代撰寫的兩部政治小說──《秧歌》和《赤地之戀》。具體而論，王教授認為美國新聞處在此一時期對於張愛玲創作的援助，其實反映出的是美國在二次戰後透過與亞洲國家簽訂各種協定，來建構出它在冷戰秩序下的新帝國主義和殖民治理性（colonial governmentality），並且以援助文藝作品的方式去介入到文學翻譯和改寫等創作活動。由此來看，張愛玲在《秧歌》裡對於土地改革下之農村的刻畫，正是當時在缺乏實際統計數據的情況之下，嘗試對於中國農村生活的「寫實」描述，而此時文學作品便成為了具有民族誌價值（ethnographic value）的冷戰情報信息。因此，王曉玨教授指出《秧歌》的故事內容其實傳遞的是一種對於農村的「真實感」，而不一定是本於親身經驗或客觀數據的「現實」。儘管如此，這本小說也依然穿插了一些張愛玲對於鬼魅世界的想像，例如愛人亡靈的回歸，然而這些被視為是「非現實」的情節，後來便在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翻拍的電視劇中遭到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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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
（宋偉杰教授） （王曉玨教授） （梅家玲教授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