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晚明想像：記楊儒賓教授談中國現代性的起源
紀錄：徐大易（臺大人類系碩士）
日期：2017年3月7日
在進入中國現代性起源的正題之前，楊儒賓教授首先指出對於現代性的探討必然已是站在「當代」的立場去重新思考「過去」對我們的意義。因此，他認為現代性並非只是一個探索歷史發展或時間向度的議題，更涉及到特定的規範性價值，特別是對於政治制度或「人」之本質的思考，是如何在特定的社會文化脈絡之下逐漸形成。而對於此一課題的不同見解，便無可避免地牽涉到當代不同學派和政體對於中國歷史的解釋權之爭。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楊教授接著便以當前學界的兩個重要學說──左翼的「資本主義萌芽說」，以及新儒家的「儒學開出說」──分別闡述中國現代性在晚明的源起及其發展，並透過比較的觀點來分析兩派之間的異同之處。從左派的角度來看，由於明朝末年已出現階級分化、情慾解放、物質文明的進步，以及對於正統學說的批判，因此從唯物論和階級史觀的立場而論，中國在此時期已經處於資本主義發展的萌芽階段，然而一直要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以及1949年的社會主義革命之後，此一現代性的雛型才真正獲得進一步發展和實現的契機；相較之下，新儒家則認為民主、科學等現代性的核心價值
其實早已內在於儒家思想之中。
其實早已內在於儒家思想之中。
具體來說，該學派指出明末的泰州學派便將王陽明學說追求內在超越性的價值普及到一般的平民階層，進而使得「良知」的理想可以具體落實到當時的社會生活之中；而這種對於精神自由的追求在與西方近代民主價值的接觸之後，終於促成了中國現代性在當代的「開出」。
整體而論，楊儒賓教授認為，新儒家和左翼學派皆承認中國晚明的社會環境及王陽明學說在當時的巨大影響力是現代性源起的關鍵因素；而兩者也同意清朝政府的高壓統治，特別是它對文人思想的箝制，使得現代性的發展後來面臨中斷。然而，由於兩個學派對於中國現代性的取徑抱持截然不同的立場，因此對於現代歷史的解釋也有著極大的分歧。最明顯的差異即為左派和新儒家對於五四運動和中華民國之歷史定位的解釋：從前者的觀點來看，五四運動標誌的是對於封建傳統和思想的破除，而後來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正是給予了它明確的政治方向。相較之下，促成民國誕生的「辛亥革命」則被認為僅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起義，因此它只是從舊帝國走向社會主義勝利的一個過渡階段；新儒家則主張五四運動是「轉化而非否定過去傳統」，而中華民國的成立及其後續在台灣的發展，正是明朝末年出現的現代性與西方民主自由價值相互銜接之後的具體實踐。由此出發，楊教授認為兩派對於現代性起源的歧見不僅僅是針對中國歷史的相異詮釋，而實已牽涉到它們對於現代政治的運作及其未來走向的不同想像。
演講影片線上看 :
活動照片 :
（梅家玲教授開場） （楊儒賓教授演講）
（演講課堂現場） （楊儒賓教授回應學生提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