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的動力學:「越渡馬來西亞:地方、語言與現代中文/華文文學的淑世論」講座側記

  • 2023-1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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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文學院「新世紀臺灣人文學研究記畫」聯合主辦的「馬華文學與文化論壇」於20231026日邀請了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曾昭程主講「越渡馬來西亞:地方、語言與現代中文/華文文學的淑世論」。此次講題為張錦忠老師為曾昭程老師最新研究成果” Malaysian Crossings: Place and Language in the Worlding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翻譯的中文題目。
       
        講座一開始,曾老師首先提示其研究主要從兩個觀點展開,即現代中文/華文文學的分佈情況應從邊緣區域而非文化中心進行理解,以及小文學空間更可以喚發出作家的創造力。他提醒我們必須考慮文學行動者的能動性,例如對於藝術形式的選擇,或其創作生命位處邊緣地帶的存續模式。曾老師採用世界文學研究的「確位」(
Positioning)方法進行論述,他將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 Casanova)「世界文學空間」所揭示目前以歐美文學為中心的現實作為基礎,指出馬華文學邊緣位置的必然性與重層性——於外,馬華文學在全球華文文學處於次要地位;於內,則被排除在國家文學之外,劃定為「族裔」文學。

     
    黃錦樹教授曾提出「文學的加拉巴戈群島」(
Literary Galapagos Archipelago)概念來闡釋邊緣地區所涵納獨特的文學生態,曾老師在此基礎上提出「加拉巴戈悖論」,即小文學空間兼具獨特的場域價值以及難以接近的特質,並嘗試尋找解答:馬華文學作家即使地處邊陲,資源匱乏,卻從未放棄各種書寫的嘗試,他們的書寫行動中蘊含巨大的跨域能量,遊走於不同的地理尺度,展演其「隱蔽的世界性」,甫獲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小說家張貴興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例證。曾老師特別強調,如此論述並非提倡邊緣性,而是在不頌揚相異性的情況下,辨識邊緣內部的、作為文學價值源頭的他者性。他所著眼的乃是馬華文學作家、批評家如何理解自身以邊緣為本的歷史經驗與主體性,在不迷戀「隔離狀態」的情況下形成新的寫作創意與美學形式。

         
       接著,曾老師聚焦三〇年代至千禧年馬華作家擺渡於區域/本土內部的文化政治與全球的文學發展,進一步來說,乃是社會地點與文學語言協同演化(
coevolution)進程,歸納出兩種主要創作傾向,即對多語社會現實的再現與對空間和地方的元思考。他以林參天(1904-1972)、韓素音(1916-2012)、王安憶(1954-)與李永平(1947-2017)為例,探討他們如何在不同的寫作位置上書寫各異的生命經驗,進而成為馬華文學史上具有構建意義的「他者」。

       
       四位作家不同的遷徙軌跡讓馬華文學與多個文學空間發生交集,啟發曾老師提出三個關鍵概念:「華文/南境」(
Sinophone South)、「越渡馬來西亞」(Malaysian Crossings)與「以文淑世」(Worlding)。「華文/南境」以黃錦樹教授的「文學的加拉巴戈群島」 以及「南方華文文學共和國」為基礎,稍作調整修正後設定一個以「華文」作為共同文學語言所劃出的地域范圍與性質,加入理論化「南方」的行列。「越渡馬來西亞」則採用雙重焦距的分析方法,關注「馬來西亞文學空間」內外的文化政治,而此處「馬來西亞」的疆界並不與國家空間吻合。論者一般容易忽略「由內通外」的雙重視角,僅僅關注國際上的不平等關係而忽略了空間內部的競爭與協作關係,李永平《大河盡頭》在敘事上的雙重策略便是一例,國家尺度內部和跨域的幽微動態在分化地區的同時也具有團結的功能。「以文淑世」有別於一般所指改善社會的意義,而指向一種重造文學共同體的發想。曾老師將「以文淑世」定義為「面向世界,並與世界的現在與未來對話的作者實踐」。他進一步援引薩依德(Edward Said1935-2003)關於「世界性」(worldliness)的論述,視寫作實踐的「世界性」為「以文淑世」的重要屬性。此一概念重在對文學作品作歷史化的解讀,關注其生產與接受的政治與社會背景。置於馬華文學的語境,則是觀察作家活動與連通的文學空間,行旅與定居經驗往往影響作家的創作,協調出不同規模與尺度的全球性與在地性,進而反映作家對不同地方的歸屬感。

     
       講座的最後,曾老師透過
2020年及2022年英語世界對賀淑芳《湖面如鏡》和黎紫書《告別的年代》的譯著,指出「越渡馬來西亞」的另類展現。有別於過往歐美國家多以大學出版社為主導,並以高校教學與研究為翻譯目的的出版趨勢,這兩本小說皆非大學出版社出版,象徵馬華文學具備引起學院外讀者共鳴的潛力,可以面向更廣大的市場與受眾群。曾老師重申,馬華文學的寫作並不以服務市場或讀者為最終目的,而是掌握作為寫作主體的能動性,拉開與中心區域寫作方式的距離,在邊緣地區將貧瘠的社會與文化資本轉為驅動力,在世界格局中發揮創新能量。


(林良紀錄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