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小說與台北風景──專訪饒博榮教授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24期
2019-08-16
饒博榮（Steven L. Riep）為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東亞語言及文化學系博士，現為美國楊百翰大學（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亞洲與近東語言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台灣文學、現當代華人文學之比較、電影研究、身心障礙、創傷等現象比較。同時投身於華人劇本、電影、現代詩的英文翻譯，曾於1995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2019年獲「台灣獎助金」獎助。
在學之初：化學中的台灣文學
早年的台灣經驗更為饒博榮的研究打下厚實的研究基礎。今年七月30號，他在國家圖書館帶來演講，題為：「抗戰後臺北路街命名，政治象徵意義與文藝創作者之反思與反應」。這場演講不僅將台灣的城市空間與文學、影視作品相結合，亦回顧了過往的歷史變遷與文化背景。饒博榮說，這次來到台灣，除了常去圖書館進行研究外，亦會前往新莊的國家檔案局，因而申請到許多老台北地圖，開啟了新的研究領域。他進一步解釋，能夠拓展出這次的講題，其實有著許多機緣：早年與妻子在師大國語中心學習中文時，妻子遇見一位外省籍老師，透過妻子轉述，饒博榮得知台北有許多路名是以中國省份命名，如「瀋陽路」、「吉林路」等等；而約在1990年間，饒博榮更在台北市立檔案館中收集到許多第一手的文獻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與研究，他亦發現如「羅斯福路」、「麥帥橋等」等特殊的空間命名，皆與台灣歷史政治有著深厚的淵源。
在學之初：化學中的台灣文學
今年台灣研究中心邀請來台的訪問學人饒博榮老師（Steven L. Riep），在台灣停留了約五個月的時間。在這段期間裡，他與白先勇、王文興等作家有過對談，亦在台灣大學裡發表了台灣新詩與現代化的課程講座。而談起他與台灣文學研究結緣的契機，過程中有許多陰錯陽差，誰也想不到的是，在大學時期，饒博榮其實是主修化學的。因為缺乏興趣，每科成績都不出色，「我是一個非常失敗的化學學生。」他開玩笑地說。
不過，卻也是因為身處於加州大學化學系，而開啟了他對台灣的認識。原來，台灣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當時正巧是化學系的教授，因為李遠哲，饒博榮才得知，作為活過日治時期的台灣人，李遠哲能夠使用多種語言的文化背景。這個小故事開啟了饒博榮對台灣的好奇；隨後，因為信仰的關係，被派到台灣傳教，因而有了18個月的台灣經驗。
在那之後，饒博榮便決心持續地學習中文，在習得語言的過程中也閱讀了大量的台灣文學，包含五、六零年代的諸多小說，如黃春明〈魚〉、陳映真〈將軍族〉等名篇。並在導師的鼓勵下，決定以台灣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最初認識的這些台灣作家，他更是保持興趣、持續研究。
在那之後，饒博榮便決心持續地學習中文，在習得語言的過程中也閱讀了大量的台灣文學，包含五、六零年代的諸多小說，如黃春明〈魚〉、陳映真〈將軍族〉等名篇。並在導師的鼓勵下，決定以台灣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而最初認識的這些台灣作家，他更是保持興趣、持續研究。
戒嚴期間的小說與詩
進入研究所的饒博榮，正巧遇到李歐梵教授到加州大學教現當代文學課程。李歐梵是白先勇、王文興等人的同班同學，在知曉饒博榮對台灣文學的興趣後，亦鼓勵饒博榮朝此方向發展。因此，饒博榮最初的研究方向定調於台灣與中國早期現代文學之間的關係，如新感覺派小說對台灣文學的影響等。隨後，研究重心則改往台灣五〇年代到七〇年代的文學史作為主軸，並且以此作為碩士論文主題，拿到學位。隨後，饒博榮再次來到台灣，於中央圖書館進行研究，並且申請到了漢學研究中心的獎學金，而在台灣有了兩年的研究生涯，閱讀許多的文獻資料。以這些資料為基礎，饒博榮決定將現有的題目深化，聚焦於五〇到七〇年代作家如何以作品回應國民政府的政治策略，包含主導反共文學的文藝方針，統一中國光復大陸的政治教條等等。在當時的風氣下，作家們無法直接回應國府的政策實施，於是他們如何透過作品，以象徵、暗喻的方式，折射出自身的政治立場，便是饒博榮所關注的主題之一。
除了小說以外，台灣現代詩也同樣是饒博榮的研究對象。他提及，在博士論文中曾有過針對瘂弦與戰爭詩的相關研究，並且著重於瘂弦詩作中的反戰主題；在接下來的研究過程裡，也關注到瘂弦對於現代化的批評。那麼當初選擇瘂弦的原因與契機又是什麼呢？「因為他讀的詩。」饒博榮這樣回答。瘂弦的文學養成相當特殊，不僅是閱讀大量的英美文學，也研究臺靜農、戴望舒等詩人。戴望舒的作品在當時的台灣應是禁作，但瘂弦仍是對其進行研究，更勇於書寫帶有反戰意識的作品，從瘂弦的文學養成到文學創作，皆可見出對國府政令的挑戰，饒博榮認為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
饒博榮表示，未來應會將自己的台灣現代詩研究彙整成為一本專著，除了瘂弦，也將討論到張默、洛夫、陳黎等戒嚴時期的現代詩人。關於研究對象的選擇，饒博榮認為不應限於有外省經驗的詩人，而是將台灣本土生長的詩人也納入參照，以豐富整體的研究視域。
饒博榮表示，未來應會將自己的台灣現代詩研究彙整成為一本專著，除了瘂弦，也將討論到張默、洛夫、陳黎等戒嚴時期的現代詩人。關於研究對象的選擇，饒博榮認為不應限於有外省經驗的詩人，而是將台灣本土生長的詩人也納入參照，以豐富整體的研究視域。
文學裡的台北城
早年的台灣經驗更為饒博榮的研究打下厚實的研究基礎。今年七月30號，他在國家圖書館帶來演講，題為：「抗戰後臺北路街命名，政治象徵意義與文藝創作者之反思與反應」。這場演講不僅將台灣的城市空間與文學、影視作品相結合，亦回顧了過往的歷史變遷與文化背景。饒博榮說，這次來到台灣，除了常去圖書館進行研究外，亦會前往新莊的國家檔案局，因而申請到許多老台北地圖，開啟了新的研究領域。他進一步解釋，能夠拓展出這次的講題，其實有著許多機緣：早年與妻子在師大國語中心學習中文時，妻子遇見一位外省籍老師，透過妻子轉述，饒博榮得知台北有許多路名是以中國省份命名，如「瀋陽路」、「吉林路」等等；而約在1990年間，饒博榮更在台北市立檔案館中收集到許多第一手的文獻資料。經過一段時間的沈澱與研究，他亦發現如「羅斯福路」、「麥帥橋等」等特殊的空間命名，皆與台灣歷史政治有著深厚的淵源。
這個城市現象其實並非台北所獨有，饒博榮指出，像美國首都會以許多地名為街道命名，這樣的方式使得首都成為了一種國家想像的模型；然而在台灣，因為兩岸之間的歷史關係，卻讓這樣現象反映出更為複雜的文化糾纏。印度的新德里亦然，新德里作為被規劃出現的首都，最初的街道是以大英帝國的貴族名稱命名，然在殖民時期結束以後，這些名字被改成了「甘地路」等具有印度本土意涵的名稱。以此作為聯想，台灣在1996年將「介壽路」改為「凱達格蘭大道」，饒博榮認為，或許亦可視為參照。
有了對背景的理解後，文學的視角更開啟了饒博榮的視野。他提到林燿德〈交通問題〉一詩，作家以紅綠燈的顏色與台北街道、駕駛情況扣合；詩中折射出強烈的政治意識，並勾畫出在此意識中的台北風景；或者瘂弦在〈復活節〉中寫到：「她沿著德惠街向南走」然而德惠街卻是東西向的街道，如何向南行？此中詩人是否賦予了什麼意涵？饒博榮說：「德惠街剛好在中山路與民族路附近，而德惠又正好是中國東北的地名。」可以見出，藉由街名的選用，詩作便蘊含了更豐富的文化意義。而除了文學，饒博榮也留意到影視作品的空間政治，他指出，萬仁導演的《超級大國民》與《超級公民》等作關注了台灣種族、歷史；而影片中物是人非的時空意識，與朱天心的《古都》、〈從前從前，有個浦島太郎〉等作，亦能相互呼應對照。
台北城市的文學呈現，或者說，在文學空間中歷史意識的歸返，是饒博榮未來預計深化的研究向度。他認為，台灣的歷史隨著政權轉移不斷地被改寫、城市景象更是變化快速。而作家們如何透過書寫，追回自己的歷史、重塑自己的故鄉，便相當值得關注。他曾以「被污染的桃花源」為題，講述楊牧散文中的環境保護意識，便是留意到了作家企圖回復故鄉原景的文學表現。饒博榮認為，文學作品中，藉由空間變遷所表現出的政治意識，十分值得探究，因此將二者並列觀之、加以分析，會是他未來的研究重心。
採訪撰稿：林文心（台大中文系碩士生）
採訪撰稿：林文心（台大中文系碩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