抒情與本土的相遇——專訪青年學者鍾秩維
學人動態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9期
臺灣大學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電子報第69期
2020-12-29
鍾秩維，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並於同校的臺灣文學研究所獲得碩、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Hou Family Fellow，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培育人員。現職臺大文學院「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包括臺灣文學、抒情傳統與當代批判理論，著有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2020）。
廣博的學思發展 從政治系到臺文所
今年（2020）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鍾秩維，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同時獲得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青睞，備受肯定。
在這本論文中，他以「抒情與本土的相遇時刻」為思考起點，聚焦戰後臺灣文學，考察個案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與鄭清文這些分佈於差異的世代、政治意識形態、文學場域習癖、美學流派，乃至性別與性取向光譜上的作家至於文類方面，除了慣見的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史）文論、乃至藝術（繪畫、電影等）批評等等的材料，期待藉此能夠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全面性的觀察。在方法學上，鍾秩維試圖以跨領域的角度來釐清在「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之交錯和交鋒中，所暗示的華語語系文化如何受容、轉化「中國性」的問題。
現職臺大「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的鍾秩維，曾以「侯氏訪問學人」（Hou Family Fellow）的身份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交換一年，學術經歷豐富。觀察臺、美學風的相異之處，他發現哈佛學生比較勇於爭取機會、表達想法，在撰寫論文時，除了指導教授，也與committee的成員保持更密切的聯絡，便於在即時的討論中補充、乃至修正論點。同時，「在美讀書的學生似乎也較樂於互相切磋學術觀點，甚至分享材料，我滿欣賞這點，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對話對象』。」這也與鍾秩維追求深廣的學術取向十分契合。在研究生階段，除了跨系跨領域選修，複雜化自己的學術視野外，他也規律地與跨系所的成員一同舉辦讀書會，主題通常是新興的學術議題，包括視覺文化、華語語系與漢文脈；也會對經典的思想家做精讀，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柄谷行人等。他認為讀書會很能激盪不同的觀點，從而多面向地開拓新的研究取徑。
進入臺文所之前，鍾秩維就讀於臺大政治系，系上學風自由，當時他已廣泛接觸社會系、外文系、中文系與歷史系的課程，這些經驗都成為他往後在臺文所展開思辨的基石。研究所期間，恰逢李渝、史書美、白先勇和王德威等海外知名作家、學者，先後應「白先勇文學講座」之邀，在臺文所擔任客座教授。其中李渝、白先勇以及負責該講座的柯慶明教授，均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直接的參與者，鍾秩維碩一時修習李渝「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接下來也長期擔任白先勇與柯慶明大學部課程的助教，耳濡目染下，對於那一世代人的文學觀，以至於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別親切，臺灣現代派遂也成為他博士論文實例主要的取樣對象。
質疑與拓寬 「喚起」世界中的抒情
「抒情」與「本土」，此二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具有值得透過比較，來進一步深省之處，就如鍾秩維說起發表於今夏的博論時指出：「我將抒情和本土兩個問題並置，前者上接學者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本質為何的界定，後者是臺灣文學批評家追尋本土國家意識的意圖，它們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種民族主義慾望。」不過，他也指出，追究「抒情」與「本土」論述在戰後臺灣興起的時間，會發現它們都與七、八〇年代一系列內政、外交的壓力息息相關，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反映了島民對於什麼是「臺灣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焦慮。「本土」作為一種定義臺灣人身份的話語自不待言，鍾秩維進一步提及，「抒情傳統」也是在地對於「中國」文學具有創意的轉化，或可視為臺灣對於中國文學的一種「批判性的繼承」。
循此，面對有關「抒情傳統」不夠「本土」的批評聲音，鍾秩維如此回應：「『抒情傳統』本質上是一個『現代的發明』，它的出發點是『海外』的華人離散社群，而尤其立足於『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的『現代性』問題，不免也就是『中國古典文化』如何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區域，重新被詮釋、被發明的問題，而這個過程透露的，毋寧是某種『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期待。」用當代理論的話來說，他認為這種將關注的焦點會從「中國」本身，移到「非中國」的地方如何接受、新創「中國（性）」的轉向，正標誌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起點。
沿著這一問題來說，對於「抒情傳統」以今律古，透過西方來看中國的質疑，鍾秩維首先回顧晚近學界如何回應「何謂中國」的質疑。如許倬雲、葛兆光等學者都已經提出，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中國」何所指的內涵一直處於變動，尤其以「漢字漢文」為基礎發展生成的「中國」文化，古往今來都在「文」與「言」界限的建構和解構之間，反覆釐定何為「他者」，而表述「自我」為何。換言之，「華」「夷」之間不見得壁壘分明，從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看來，也未必有孰高孰低的階序。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不過是前述歷史長流此時此刻的一種演繹，相對之下，民族主義者排他性的、本質主義式的「中國」定義，反而才真正是以今律古的說法。鍾秩維提到，近來王德威教授借用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呼籲 “Rescuing Literature from the Nation”，而認為誠哉斯言。
將話題帶回臺灣，鍾秩維說：「有語言學的研究指出，『臺灣』一名來自西拉雅話中的“Tai-an”或“Tayan”，指『外來者』，從此可見，不只何謂『中國』，就連何謂『臺灣』，答案都指向本土與外來元素不斷協商的動態過程。但這並不等同於我們可以就此逃離民族主義，它畢竟主導了現代以來人類最主要的共同體論述；而是作為人文研究者，我們仍要與它保持一個讓批判得以展開的距離。」這一必要的距離，使鍾秩維跳脫民族主義的框限，對「抒情」與「本土」進行比較研究；此外，此一距離所給予的啟示也能從他在「2020臺灣理論關鍵詞」會議上提出的「笑詼（tshiò-khue）」看出端倪。該研究雖然立基臺灣文學獨特的語體，嘗試鉤沉臺灣人喜感現象的理論暗示，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亦不可能繞過中國與西方對「笑」的理解。畢竟臺灣的語文狀況，一直都在跨文化的流動中混生。
同理，在鍾秩維的臺灣文學研究進程中，除了中文抒情傳統，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參照意義。他注意到在近來有關lyricism和詩歌的理論辯難中，逐漸發展出一種對代現（representation）理念的批判意識。他指出，若用代現的角度來看，「我們大多是在討論文學如何再現一個既成的事實或理念，有時候不免太過拘泥於身份政治——誰是（何為）正港（tsiànn-káng）的，authentic，臺灣人——的範疇。」相對地，不論西方的lyricism，或者中文的「抒情」，都比較重視「無中生有」的興發，從而在起興的過程中去喚起（evoke）某種「新的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東西的lyricism，抒情風格，都著眼於存有還未達成的部分，抒情的興發意展現的是「使之成為」、「使之實現」的潛能。
接著，鍾秩維舉例王禎和與舞鶴，這兩位作家都被視為鄉（本）土派大師，批評家多以「混雜性」來詮釋他們的作品。不過，在現行揚舉混雜性的研究取向中，王禎和與舞鶴的寫作頗為倚重的抒情傳統資源——包括詩詞、意（形）象，乃至句法——卻少被觸及。鍾秩維認為，這些作家其實是很有意識地在挪用抒情傳統的元素。比如王禎和在〈那一年冬天〉、〈五月十三節〉，以及〈寂寞紅〉的開篇都引用古典詩歌，顯然有意為之。鍾秩維認為，這些徵引有意思的點在於：「王禎和引用的古典詩歌講述的原來是士大夫的流寓與不遇心事（如杜甫〈宿府〉），或者年華老去的宮娥嘆逝的感傷（如元稹〈行宮〉），但小說家所要說的故事，卻是本土（花蓮）底層民眾的困難生活。」如此一來，王禎和的挪用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向抒情大師致意，而涉及錯綜複雜的符號轉化。
位移中的文學邊界 青年學者在路上
憶起博士生時期反覆修改論文、發表與投稿的經驗，必經過程就是回應講評、乃至審查意見。鍾秩維認為「思考對方為何有誤解」是一道困難但不可逃避的功課，他解釋道：「對方的指正或誤解都是其來有自，比如我談抒情傳統會收到大量質疑，最常見的比如：難道中國文學只是『抒情傳統』？或者某某作家屬於或不屬於『抒情傳統』？」對此，他認為抒情傳統當然不是歷史的全部，而是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因此，與其去執著在賴和，或者郭松棻算不算抒情傳統的爭論，不如探問借用抒情傳統的解釋方法，在已成經典（如賴和）、或正在成為經典（如郭松棻）的案例中，我們還能看見哪些前人未見的議題？
探索當然不會止步於此，鍾秩維也持續關注「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在他看來，那一批從《現代文學》發跡的戰後現代派作家，他／她們的實踐對於理解當代文學的狀況仍深富啟示。鍾秩維注意到，當年臺大文學院的課堂會引介西方較新的理論和小說成果，教師鼓勵學生翻譯或寫評論，並從中擇優在《現代文學》上刊載；設若稿量較足，還可以製作成專題；而這些專題中有不少更進一步編輯為專書，由白先勇成立的晨鐘出版社即時發行。這一套「生產鏈」大可被視為臺灣文創的先驅。除此之外，鍾秩維也用心於現代派作家較少被留意到的文本，他參與過李渝文集、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輯工作，郭松棻作品與手稿的解讀社群，目前也正與張淑香教授、楊富閔著手整理《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希望藉由新的資料，更多元地描繪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
對於寫作習慣，鍾秩維在撰寫碩論時發現自己喜歡「追根究柢」，並且延伸想法的傾向。譬如談論抒情傳統，他會追溯其來龍去脈，以勾勒其背後豐富的可能性。定位自己的調性，從論述過程中摸索個人風格，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形狀，這是鍾秩維給研究生的建議。而回望碩、博士期間的試驗與探索後，他認為做一位研究者不只要膽大心細，還要能夠「打開自己，跨出舒適圈，不輕易滿足於現狀。」基於自身經歷與目前國內學術環境的變化，他指出本土博士也可以多方面、跨領域地訓練自己。
觀察研究趨勢，鍾秩維指出，晚近「文學」是什麼的邊界持續在位移，不論西方或華語語系世界都重新思考「文學／literature是什麼」的問題。 照這個脈絡來說，就如文創產業與文學轉譯的話題興起，與此同時，也有學者主張回到古典中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凡此都造就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情況，鍾秩維希望能回到本身被「文學」感動的初衷，對他而言，「文學處理的是『溝通』、『界限』，與『愛』的問題。」回返從事學術工作的起點，他察覺自己一直企圖追索的核心問題是「文學是否仍能更新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秉持這樣的關懷，鍾秩維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更多元、更深刻地呈現臺灣文學在「世界中」展開的軌跡。
採訪：吳佳鴻（臺大中文博士生）
撰稿：李蘋芬（政大中文博士生）
廣博的學思發展 從政治系到臺文所
今年（2020）甫畢業於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的鍾秩維，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臺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和世界圖像》同時獲得臺灣中文學會「四賢博士論文獎」與國立臺灣文學館「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青睞，備受肯定。
在這本論文中，他以「抒情與本土的相遇時刻」為思考起點，聚焦戰後臺灣文學，考察個案包括王禎和、白先勇、朱天文、李喬、李渝、宋澤萊、邱妙津、楊牧、夏宇、舞鶴、齊邦媛與鄭清文這些分佈於差異的世代、政治意識形態、文學場域習癖、美學流派，乃至性別與性取向光譜上的作家至於文類方面，除了慣見的小說、詩和散文之外，亦處理回憶錄、文學（史）文論、乃至藝術（繪畫、電影等）批評等等的材料，期待藉此能夠對流行於戰後文學場域中的「抒情」和「本土」論述，有全面性的觀察。在方法學上，鍾秩維試圖以跨領域的角度來釐清在「臺灣文學本土論」與「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之交錯和交鋒中，所暗示的華語語系文化如何受容、轉化「中國性」的問題。
現職臺大「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的鍾秩維，曾以「侯氏訪問學人」（Hou Family Fellow）的身份赴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交換一年，學術經歷豐富。觀察臺、美學風的相異之處，他發現哈佛學生比較勇於爭取機會、表達想法，在撰寫論文時，除了指導教授，也與committee的成員保持更密切的聯絡，便於在即時的討論中補充、乃至修正論點。同時，「在美讀書的學生似乎也較樂於互相切磋學術觀點，甚至分享材料，我滿欣賞這點，所謂『獨學而無友則孤陋寡聞』，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對話對象』。」這也與鍾秩維追求深廣的學術取向十分契合。在研究生階段，除了跨系跨領域選修，複雜化自己的學術視野外，他也規律地與跨系所的成員一同舉辦讀書會，主題通常是新興的學術議題，包括視覺文化、華語語系與漢文脈；也會對經典的思想家做精讀，例如阿岡本（Giorgio Agamben）、柄谷行人等。他認為讀書會很能激盪不同的觀點，從而多面向地開拓新的研究取徑。
進入臺文所之前，鍾秩維就讀於臺大政治系，系上學風自由，當時他已廣泛接觸社會系、外文系、中文系與歷史系的課程，這些經驗都成為他往後在臺文所展開思辨的基石。研究所期間，恰逢李渝、史書美、白先勇和王德威等海外知名作家、學者，先後應「白先勇文學講座」之邀，在臺文所擔任客座教授。其中李渝、白先勇以及負責該講座的柯慶明教授，均為臺灣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直接的參與者，鍾秩維碩一時修習李渝「文學與繪畫」、「小說閱讀和書寫」課程，接下來也長期擔任白先勇與柯慶明大學部課程的助教，耳濡目染下，對於那一世代人的文學觀，以至於看待世界的方式特別親切，臺灣現代派遂也成為他博士論文實例主要的取樣對象。
質疑與拓寬 「喚起」世界中的抒情
「抒情」與「本土」，此二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具有值得透過比較，來進一步深省之處，就如鍾秩維說起發表於今夏的博論時指出：「我將抒情和本土兩個問題並置，前者上接學者對於中國文學與文化的本質為何的界定，後者是臺灣文學批評家追尋本土國家意識的意圖，它們看似背道而馳的兩種民族主義慾望。」不過，他也指出，追究「抒情」與「本土」論述在戰後臺灣興起的時間，會發現它們都與七、八〇年代一系列內政、外交的壓力息息相關，某種意義上，它們都反映了島民對於什麼是「臺灣人」的身份／認同（identity）焦慮。「本土」作為一種定義臺灣人身份的話語自不待言，鍾秩維進一步提及，「抒情傳統」也是在地對於「中國」文學具有創意的轉化，或可視為臺灣對於中國文學的一種「批判性的繼承」。
循此，面對有關「抒情傳統」不夠「本土」的批評聲音，鍾秩維如此回應：「『抒情傳統』本質上是一個『現代的發明』，它的出發點是『海外』的華人離散社群，而尤其立足於『台灣』。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的『現代性』問題，不免也就是『中國古典文化』如何在中國大陸之外的區域，重新被詮釋、被發明的問題，而這個過程透露的，毋寧是某種『花果飄零，靈根自植』的期待。」用當代理論的話來說，他認為這種將關注的焦點會從「中國」本身，移到「非中國」的地方如何接受、新創「中國（性）」的轉向，正標誌出了「華語語系」（Sinophone）研究的起點。
沿著這一問題來說，對於「抒情傳統」以今律古，透過西方來看中國的質疑，鍾秩維首先回顧晚近學界如何回應「何謂中國」的質疑。如許倬雲、葛兆光等學者都已經提出，在漫長的歷史演變中，「中國」何所指的內涵一直處於變動，尤其以「漢字漢文」為基礎發展生成的「中國」文化，古往今來都在「文」與「言」界限的建構和解構之間，反覆釐定何為「他者」，而表述「自我」為何。換言之，「華」「夷」之間不見得壁壘分明，從我們今天的後見之明看來，也未必有孰高孰低的階序。在這個意義上，「抒情傳統」不過是前述歷史長流此時此刻的一種演繹，相對之下，民族主義者排他性的、本質主義式的「中國」定義，反而才真正是以今律古的說法。鍾秩維提到，近來王德威教授借用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的說法，呼籲 “Rescuing Literature from the Nation”，而認為誠哉斯言。
將話題帶回臺灣，鍾秩維說：「有語言學的研究指出，『臺灣』一名來自西拉雅話中的“Tai-an”或“Tayan”，指『外來者』，從此可見，不只何謂『中國』，就連何謂『臺灣』，答案都指向本土與外來元素不斷協商的動態過程。但這並不等同於我們可以就此逃離民族主義，它畢竟主導了現代以來人類最主要的共同體論述；而是作為人文研究者，我們仍要與它保持一個讓批判得以展開的距離。」這一必要的距離，使鍾秩維跳脫民族主義的框限，對「抒情」與「本土」進行比較研究；此外，此一距離所給予的啟示也能從他在「2020臺灣理論關鍵詞」會議上提出的「笑詼（tshiò-khue）」看出端倪。該研究雖然立基臺灣文學獨特的語體，嘗試鉤沉臺灣人喜感現象的理論暗示，但在理論化的過程中，亦不可能繞過中國與西方對「笑」的理解。畢竟臺灣的語文狀況，一直都在跨文化的流動中混生。
同理，在鍾秩維的臺灣文學研究進程中，除了中文抒情傳統，西方文學與文化理論也具有舉足輕重的參照意義。他注意到在近來有關lyricism和詩歌的理論辯難中，逐漸發展出一種對代現（representation）理念的批判意識。他指出，若用代現的角度來看，「我們大多是在討論文學如何再現一個既成的事實或理念，有時候不免太過拘泥於身份政治——誰是（何為）正港（tsiànn-káng）的，authentic，臺灣人——的範疇。」相對地，不論西方的lyricism，或者中文的「抒情」，都比較重視「無中生有」的興發，從而在起興的過程中去喚起（evoke）某種「新的存在的可能性」。也就是說，東西的lyricism，抒情風格，都著眼於存有還未達成的部分，抒情的興發意展現的是「使之成為」、「使之實現」的潛能。
接著，鍾秩維舉例王禎和與舞鶴，這兩位作家都被視為鄉（本）土派大師，批評家多以「混雜性」來詮釋他們的作品。不過，在現行揚舉混雜性的研究取向中，王禎和與舞鶴的寫作頗為倚重的抒情傳統資源——包括詩詞、意（形）象，乃至句法——卻少被觸及。鍾秩維認為，這些作家其實是很有意識地在挪用抒情傳統的元素。比如王禎和在〈那一年冬天〉、〈五月十三節〉，以及〈寂寞紅〉的開篇都引用古典詩歌，顯然有意為之。鍾秩維認為，這些徵引有意思的點在於：「王禎和引用的古典詩歌講述的原來是士大夫的流寓與不遇心事（如杜甫〈宿府〉），或者年華老去的宮娥嘆逝的感傷（如元稹〈行宮〉），但小說家所要說的故事，卻是本土（花蓮）底層民眾的困難生活。」如此一來，王禎和的挪用就不再只是單純的向抒情大師致意，而涉及錯綜複雜的符號轉化。
位移中的文學邊界 青年學者在路上
憶起博士生時期反覆修改論文、發表與投稿的經驗，必經過程就是回應講評、乃至審查意見。鍾秩維認為「思考對方為何有誤解」是一道困難但不可逃避的功課，他解釋道：「對方的指正或誤解都是其來有自，比如我談抒情傳統會收到大量質疑，最常見的比如：難道中國文學只是『抒情傳統』？或者某某作家屬於或不屬於『抒情傳統』？」對此，他認為抒情傳統當然不是歷史的全部，而是一種看待歷史的方式。因此，與其去執著在賴和，或者郭松棻算不算抒情傳統的爭論，不如探問借用抒情傳統的解釋方法，在已成經典（如賴和）、或正在成為經典（如郭松棻）的案例中，我們還能看見哪些前人未見的議題？
探索當然不會止步於此，鍾秩維也持續關注「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在他看來，那一批從《現代文學》發跡的戰後現代派作家，他／她們的實踐對於理解當代文學的狀況仍深富啟示。鍾秩維注意到，當年臺大文學院的課堂會引介西方較新的理論和小說成果，教師鼓勵學生翻譯或寫評論，並從中擇優在《現代文學》上刊載；設若稿量較足，還可以製作成專題；而這些專題中有不少更進一步編輯為專書，由白先勇成立的晨鐘出版社即時發行。這一套「生產鏈」大可被視為臺灣文創的先驅。除此之外，鍾秩維也用心於現代派作家較少被留意到的文本，他參與過李渝文集、研究資料彙編的編輯工作，郭松棻作品與手稿的解讀社群，目前也正與張淑香教授、楊富閔著手整理《沉思與行動：柯慶明論臺灣現代文學與文學教育》，希望藉由新的資料，更多元地描繪臺灣文學與臺大的關聯。
對於寫作習慣，鍾秩維在撰寫碩論時發現自己喜歡「追根究柢」，並且延伸想法的傾向。譬如談論抒情傳統，他會追溯其來龍去脈，以勾勒其背後豐富的可能性。定位自己的調性，從論述過程中摸索個人風格，進而找到適合自己的形狀，這是鍾秩維給研究生的建議。而回望碩、博士期間的試驗與探索後，他認為做一位研究者不只要膽大心細，還要能夠「打開自己，跨出舒適圈，不輕易滿足於現狀。」基於自身經歷與目前國內學術環境的變化，他指出本土博士也可以多方面、跨領域地訓練自己。
觀察研究趨勢，鍾秩維指出，晚近「文學」是什麼的邊界持續在位移，不論西方或華語語系世界都重新思考「文學／literature是什麼」的問題。 照這個脈絡來說，就如文創產業與文學轉譯的話題興起，與此同時，也有學者主張回到古典中尋找新的理論資源。凡此都造就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多樣性。面對如此眾聲喧嘩的情況，鍾秩維希望能回到本身被「文學」感動的初衷，對他而言，「文學處理的是『溝通』、『界限』，與『愛』的問題。」回返從事學術工作的起點，他察覺自己一直企圖追索的核心問題是「文學是否仍能更新我們對於世界的理解？」秉持這樣的關懷，鍾秩維期待未來的研究能更多元、更深刻地呈現臺灣文學在「世界中」展開的軌跡。
採訪：吳佳鴻（臺大中文博士生）
撰稿：李蘋芬（政大中文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