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5/14(四)「無為的共同體:後九七香港的文學空間和少數政治」張歷君(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客座助理教授)

  • 2020-05-14
紀錄:鄭博元(臺大中文系碩士生)
日期:2020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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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歷君指出,後九七的香港文學,開始有了跨媒體的創作。同學可參看《劍橋中國文學史》奚密教授撰寫的第七章,提及香港九七之後的發展。過去一般都認為香港被視為金融、娛樂中心,是一個沒有嚴肅文學的文化沙漠,然而,1997-2008年之間其實有不少新期刊面世。對於香港來說,由於租金高昂,書店多在大樓裡的高樓層,散落在各地。後九七以來,香港文學與媒體之間的關聯愈來越緊密,網路媒體影響了香港文學的發展。主要的例子如「漫畫」與「香港文學」的互動關係,如藝術家李智海、江康泉為刊物《字花》的畫師,他們用漫畫的形式去寫短篇小說、散文與詩歌。

      香港文學為何要進行跨媒體創作?事實上,《字花》的誕生,是由一群年輕作家與藝術家、編輯在刊物中發揮影響力,因而得到罕見的成功。創立之前,文學研究者發現,原本重要的文學老牌雜誌進入枯竭的狀態,在此情形下,年輕文學作者已經沒有空間嘗試與實踐。由於擔心年輕一輩上不來,張歷君等人希望可以建立新的平台,讓新的文藝愛好者發揮他們的能力。
張歷君簡要以一合作案為例,無線電視翡翠台製作的《香港筆跡》「字花——大騎劫」。由於香港是一個媒體社會,當年希望使一批新的年輕作者到文學圈,以流行雜誌的方式製作。刊物參考了雜誌《號外》中「釋放的世界」,試圖打破high culture與low culture之間的障礙,因此以「騎劫」來講「致敬與對話」,用兩冊的漫畫。騎劫(highjack)在俚語中泛指事物變質,網上則是指網民以各種藉口造成離題的情況。在此代表以原著作為靈感的來源,例如改換人物與情節但保持框架,或將角色放到另一時空,或者續寫原著故事,或是選取原著的某一點,再鋪衍成另一故事。同時,也進行不同媒介創作之間的溝通。

      若從理論來理解後九七香港文學的網路文化因素,波斯特(Mark Poster)重新死考後結構主義等理論,並放在媒體發展的脈絡理解。他借鑑了馬克思的生產方式理論,提出「信息方式」的概念,用information代替production。他認為信息交流方式也可以決定歷史發展,並重新結構著他們所構成的社會關係與主體。
若由電子媒介的信息方式重新理解後結構主義,那就是人們的生活。舉例來說,維基百科沒有一個「作者」,因為任何人都可以參與編輯。在新的時代,讀者的位置可能比作者來得更重要,因此他劃分了三個階段,並將電子媒介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媒介時代」指電影、廣播和電視中單向的發送過程,隨著信息「高速公路」的先期介入以及衛星技術與電視、電腦、電話的結合,促成一種製作者/銷售者/消費者於一體的系統。Prosumer意指生產者與消費者混融的存在。這些文學作品的讀者也是創作者,像是漫畫家轉譯文學作品,若用第二媒介時代的概念,則與網絡技術有關。張歷君認為做文學時不該跟流行文化分開,由於一個文學理論的突破是跟整個藝術連結起來的,因此絕不該將文學侷限在純文學,而是將與其他藝術連結。因而,《字花》強調用文學的「視覺」介入社會的文學文化,在每一期刊物中都有文字、視覺藝術、跨媒體創作,以及文學、影視和文化評論。創作者意識到,若只是局限在純文學圈子,將無法把握到與香港總體文化的關係。

      鄧小樺曾指出大眾媒體的所謂墮落,與資本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掌握大勢有關。所謂的「自由輿論」其實是被大財團操控,編輯用更多時間設計標題、圖片、改寫稿件,在過程中往往涉及操縱民粹情感。雖然大部分的資源在政府與財團手段,但「人民」用微小的力量去重塑公共空間。以此定義《字花》雜誌,才能理解整個媒體環境。《字花》的早期作者之一李智良,研究比較文學,也有能力閱讀醫藥學術報告,同時亦是精神病患。散文《房間》是他當年部落格的作品結集。他受到香港文學的關注。有的評委懷疑此敘述者為虛構,這種質疑其實揭示了大眾對精神病患「不能言說」的刻板想像。他在一個「不能言說」的位置「言說」,談論日常的城市空間。在他筆下,香港是一個高速運轉、躁動不安的城市,人只能在城市高速前進運動的餘波中持續前進。《房間》的再版引起了熱潮,郭詩詠、鄧小樺、張歷君等論者都有相關論述討論。

      李智良認為「書」不是文青戀物的對象,應該與社會其他議題接軌,並引起討論。他因此積極辦理講座、對談,開啟一個討論的空間,脫離純文學、單純審美的領域。他不滿足於網上虛擬世界中「只見光點不見人」的溝通模式,他多次把《房間》的出版形容為「行動」,而書的出版只是起點。部落格時代的幸運是有一定「空間」可以抒發,不會被演算法操控。然而,目前臉書的狀態反而使非主流議題無法發聲,網路資訊變得單一,並不多元。他點出《房間》的寫作並非文學的隱喻,而是指後九七的香港。此時的香港人的城市生活已進入更高速、擠壓、疏離的狀態。

      若以德勒茲、瓜達里的「少數文學」的概念切入,可思考李智良的「行動」。過去主流認為「行動」是有目的地取得某些東西,當「行動」最終不能讓人獲得目的物時,我們便認為行動是失敗的;然而,看似沒有目的的行動,反而可以連結成一個「無為的共同體」,讓我們重新思考一種無為的政治、非功效的政治,這正是一個共同體的連結。張歷君指出,真正的少數是一種非範疇化的運動,被排除的少數,集聚起來才是真正的大多數,通過文學書寫重新凝聚起來。李智良與香港被視為非典型的「地理」、「文學」、「城市」、「人群」,也因此能在兩岸三地的文學中成就特殊的地位與意義。